二

从2001年起，我作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在学校党委的支持下，发起和组织了在业界和学界颇有影响的“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加之此前我被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聘为兼职编辑，使我的研究重心部分转移到了国内。坦率地说，我此前虽然在军队和家乡从事过新闻工作，但是对于北京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新闻界以及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是相对生疏的。所以，为了适应新闻界和相关研究的需要，我努力“恶补”各种信息，阅读了相当数量的论文和文章。

但是，我仍然没有多少底气来长篇大论世纪之交国内如火如荼的党媒官媒与市场化媒体并行的舆论监督事业，书中写于上世纪的仅有《从〈焦点访谈〉看中国的政治表达》一篇（获得《中国社会导刊》征文一等奖）；2000年以后的，也只有《舆论监督在中国（2001—2009）》《社会转型与媒体驱动型公众参与》等寥寥几篇。

另一方面，我比较注重借鉴和研究舆论监督的国际经验和理论资源。《舆论监督的反腐败功能》《社会转型的护佑者——美国黑幕揭发运动百年祭》《俄罗斯调查性报道管窥（1991—2006）》即是代表性成果。其中，《舆论监督的反腐败功能》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反映了那个时期舆论监督理论和实践的热度。此外，我主编的《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和《新闻舆论监督与全球政治文明》两本书，也重在借鉴和消化国际经验。

2000年，我在清华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宣读了论文《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我的文本和理论资料主要有三：1999年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曹卫东根据德文版翻译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8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英文版同名书和《欧洲传播学刊》评价公共领域理论的一组论文。本文可能是在国内本学科中第一次引进该理论，帮助形成了本学科的“哈贝马斯热”，并被收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闻传播学高影响论文评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