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湖南龙山里耶战国古城遗址一号井出土了大批秦代简牍，其数量超过了此前发现的秦简牍的总和，其中大多为木牍。里耶牍文墨迹清晰，工整和潦草的书写兼而有之。作为早期隶书作品，里耶秦简牍之于书学研究、书法艺术创作的价值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里耶J1巨量简牍跨越秦代十四五年时间，具有极好的连续性，弥补了以往相关材料之不足，为战国至秦代书史研究提供了新一手资料；二是部分牍文有署名，可以代表秦代政府通行文字文书面貌，含有一定的“官书”性质，更能反映当时日常手写体的风格；三是里耶牍背面有不少草体墨迹，可补秦墨书草体之阙如，这些草体对研究文字与书体渐变、隶变细节、草书渊源等极有帮助，木牍正背两面可展示当时俗写正、草体风貌；四是为当代书法创作提供了鲜活的第一手墨迹参考实物。（图2-1至图2-8：里耶秦木牍选）
里耶J1出土的简牍有三万六千多枚，已发表的只是少数，我们这里的研讨对象仅限于这少量发表的牍片，不免以偏概全之嫌，但透过这不太多的秦牍分析，也能够一窥秦代偏处南方故楚之地的俗体墨迹面目，或可折射当时正、草手写体的一些景况。里耶秦牍皆出土于一号井，以下例举牍号前省略J1标识，牍号标识为：（层数）牍号。
（一）起笔
里耶秦牍墨书起笔有明显的回锋动作，起笔锋毫运使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全逆式回锋起笔：落笔后迅速翻转锋毫完成裹毫，随即右向行进（此时锋尖转向左方，笔毫转为中锋），也就是藏锋起笔法。这和后世的藏锋起笔大体一致，也应该是后世一直奉行的逆锋起笔法的早先操作形态，人们常说的藏头护尾法之“藏头”即是对秦隶中这一用笔方式的继承。二是半逆式回锋起笔：斜侧向落笔（锋尖指向右斜上方、从右上—左下斜向自然落笔），类似侧锋行笔之起势，落锋做顿驻后右向拉出（指横画、右下方向斜画类）。
全逆式回锋起笔后大多转入正锋运行，写出的线条粗细均匀、持稳、厚重，属工稳谨饬型书写，里耶牍正面多做此法。如（9）4、（9）5、（9）7、（9）9、（9）11等牍即是代表。
半逆式回锋起笔后笔锋大体扁侧，此后行笔或侧锋借势拉出，或又转归中锋推进。侧锋拉出的点画不如正锋那样粗细均匀，常成头粗尾细形或长三棱形笔触，或成右弧形线；转归中锋后则与全逆式回锋起笔后写就的点画相类。其实，半逆式回锋起笔是全逆式回锋起笔之简化法，是由于快写简化成的笔触形态。半逆式回锋起笔往往造就点画的情态多变，而不像全逆式起笔后的那种持稳划一，秦隶字迹中变化的效果，如尖笔出锋、拖长笔等，大抵是由半逆式起笔后拉出的。里耶牍背面草体书写中，半逆式起笔的变化更加凸显出来了，（9）3、（9）5、（9）6、（9）10、（9）11等牍背面墨书可为例。更为重要的是，半逆式回锋起笔法乃汉隶典型起笔（特别是横势画“蚕头”及随后的第一波折）程式的雏形。
（二）收笔
里耶秦牍收笔大体可归纳为回锋、戛止、出锋几种方式。
与起笔用锋对应，不少点线讫点略做谨慎的回锋动作，以完成圆润的线条，长横画、直画、（右下伸展的）斜画常用之。规整的书写里，这种回锋笔法尤其受到重视；相反，书写愈潦草，讫点回锋愈少。
收笔处若省略这一回锋动作，但仍维持工稳书写意识的话，则往往变为“戛止”收笔，即线条的结束点不做回锋或裹锋，也不扫出尖锋，而是形成略显截断状的笔触，好似中锋行笔突然中断般，这是里耶秦牍工稳类书写略微加快行笔形成的点线特征。具体笔画也集中于竖画、右下斜向长画以及横画中，如（9）7牍中“陵”之竖画、“报”最后一笔、“入”之捺、“郡”之“阝”等等。睡虎地《法律问答》、放马滩《日书》乙种本等简牍也有该种笔法。
收笔出锋动作多处于短促笔画中，其中短撇收笔尖锋较多，尖利出锋笔触多指向左下方。如（9）5牍之“责”、“写”、“阳”等字。此外，出锋笔还以“”、“勹”、“宀”、“亅”、“」”等左向包裹式部首常用，像里耶牍中出现多次的“司”、“空”、“官”、“写”、“付”、“物”等字。部分长横主笔亦有出锋者。里耶秦牍虽含这类出锋笔画，但其形大异于楚简式的尖利锋角，秦简牍即使出锋也总显得含蓄、节制，并显钝滞感，不像楚简那样刺人眼目。（图2-9）
在上述笔法之下，里耶牍墨书点线中段就不会乍现剧烈变动，其大部分线型粗细相仿、匀整、含蓄、润泽、醇厚。温婉而持重是秦简牍正体墨书一大特色，它与楚系手写体锋利夺目、纵恣张扬的形态构成鲜明反差。楚简点线动势强、字势桀骜不驯；秦简则平稳、质朴、敦厚。秦简正体墨书之平正、持稳、肃穆源自几方面：一是上面分析的调锋、护毫、持稳为主的用锋法；二是秦文字讲究均衡、对称的字结构（体现为平行线式构形）；三是外方内直（含少量弧势线）的单字点线组构—单字外缘轮廓为扁方、正方、纵长方形，字内部点画曲直互现，其中不论直势或曲势线均做平行列置，而不是像楚简那般紊乱构局。所以，从细部到整字，秦文广泛的平行、均衡、对称构形就形成静态而非动态、匀齐而非凌乱的字结构。
半逆式起笔在早些时候的青川秦牍里即有突出的显现，如“一”、“二”、“三”、“王”、“正”、“之”、“不”、“百”等字的横画有明显的逆笔回锋再折向右方的行笔轨迹，这与后来成熟汉隶横势画快写时的起笔动作一致，与其说它是承接上一字势，不如说是迅捷的半逆式起笔动作造成的。另一方面，青川牍一些字收笔颇多出锋，里耶、睡虎地简牍中出锋收笔也不鲜见，秦文书写讲究起笔藏锋远甚收笔藏锋，这种“重左轻右”的习惯亦可看作汉隶蚕头（裹毫、厚重）、雁尾（出锋、轻捷）的一个渊源。当然，这一渊源不止发于秦系文字，六国文字也多拥有类似的起讫笔细节，主要体现在手写体里，如侯马、温县盟书和楚简等。蝌蚪古文虽迥异于秦系俗体，但顿笔拉出的书写习惯是共同的。不过，若说与后世隶书的关联，这种历史悠久的笔法的传承也仅是隶书形成诸多因素之一。
与早于里耶牍90年左右的青川木牍比较，青川牍中一些曲势线于里耶牍中已拉为直势线了，如“计”、“敢”、“言”、“不”、“年”等，即使像“弗”、“流”、“癸”这些曾经以曲笔为主的字或部首，在战国晚期秦系书写中也尽量出以短促、平直的点线，许多简略为短小的直势点，如里耶（9）5牍背面草写体。当然，曲势线仍存在着，但它们给人的感觉似乎是直势画而非曲势画，因为它们是以“方势曲线”呈现的，即多呈“”、“”状，而不像楚简那种纯圆弧形“）”。青川秦牍中这种“方势曲线”还未占优势。里耶牍中典型的“方势曲线”部件有“宀”、“”、“囗”、“夕”、“曰”、“日”、“口”、“冂”等。所以，以里耶牍为代表的秦简牍古隶中的曲势结构在继续向方势直折逼近，可以说，不管是单字还是全牍，其线型已经是方势直折居主导了（除“为”、“四”、“月”等少数字以外）。（图2-10）
横画：横画以全逆式起笔居多；半逆式起笔的横画相当一部分是短横，且作左重粗右轻细、或收笔出锋状。半逆式起笔的横画一小部分呈三波状，如（9）11牍之“年”、“上”，一波（一弯）状横画更多些，像（9）11牍之“土”、“不”等，这些波形横画、特别是三波状横画显现了隶变突进的渴望，它与后来标准汉隶那种一波三折的主横画相距不远了。（图2-11）
竖画：里耶牍的竖画大多直而略粗，厚实有力，其末端很少出锋，多做回锋或戛止笔法，少数短竖画承袭篆式，尾部突然向左弯曲并出锋，弯曲部亦作“方势曲线”式弯折，如“亻”、“宀”、“戶”、“幸”等单字或部件，又如（9）10牍正面之“厨”、“写”、“所”、“何”等字的直画或撇画。在牍背草写文字中，这样的尾笔弯曲常被省略。一些草写则拉长竖画，如“印”、“事”、“令”、“手”等，而牍正面工整书写中竖画极少拖长者。
捺笔（右下方斜长画）：所谓“捺”画多指成熟汉隶以降的笔画，秦简牍中这种笔画尚不显眼，如齐冲天《书法文字学》所说：“篆书中没有撇与捺，只有向左下方或右下方的斜直，或者是大体朝那两个方向的弧形笔画。”前期古隶大体也是这种情况。战国末至秦代这类斜直或弧形笔画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形态上它们时常做有意识的斜向拖长、夸张，这在里耶牍内随处可见，代表字为“之”、“受”、“庭”、“丑”、“陵”、“敢”等。这些捺笔作为字中自由度颇大的笔触，又多为末笔，常被注入特别的情绪因素并予以夸张，它们是工稳类秦隶中最具自由情调的笔画；在潦草书写中这类笔画更恣意了许多，甚至不忌于笔锋的凌乱，有时还拖出飞白，与某些长直画一起构成秦简牍中醒目的长拖笔。（图2-12）
夸张的捺笔（或右下方斜长画）与带波状的长横画，可看作隶变进程中的某种典型标志，甚至足以体现隶变的进度。从战国后期到西汉早期，这两类笔画（长捺笔、长横画）逐渐加长，同时增强了波势，并蕴蓄了越来越多的情态变化。隶书标志性的波磔以及蚕头雁尾的形成，相当程度上归功于这两类笔画。
撇画：里耶牍的撇画和捺笔一样不占数量上的优势也不怎么显山露水，许多撇画做竖直状，仅在结尾部左弯，弯后即收笔，不像“”、“勹”、“宀”、“┙”那样有较大弯曲部，却颇具弹性和力度，属于典型的“直势弯曲”。短撇倒很多，一般呈粗头尖尾状。我们认为，秦隶之短画出锋—像众多短撇这样—是意在求取字内笔画形态的变化，如此一来就可以和那些长笔画的厚、浑、粗构成笔触形象上的对比，令整字、整幅的点线不再那么单调，该种短尖撇集中于“责”、“阳”、“为”、“移”、“写”等字中—这也许是无意识的行为，然而秦简的确呈现出这样一种点线变化，应该说，在以实用为本的书写中，美与修饰的意识也是始终存在的。（图2-13）
（一）平行、均衡排列的点线
里耶牍单字线条一般做平行、等距列置，一是同类（向）线平行排列，如：横势画、竖势画、斜势画分别平行、匀齐列置，它们与占比例极小的变化笔合成单字；二是同类线之间等距离、匀齐布置，如出现次数很多的“陽”字，左“阝”三个半圆弧笔呈极规律的等宽同形排列，与右上的“日”点线走向一致，右下部的“勿”四笔左下向斜画相互平行，如此完成匀齐、协调的字内点线组合及空间安排。里耶牍这类字占数量上的优势，“里”、“土”、“上”、“计”、“问”、“署”、“金”、“百”、“司”、“日”、“官”、“毋”等字可为代表。这类字的变化笔比较少。变化笔指与那些平行线形成交叉的笔画，它们与主导的平行点画走势相异甚至冲突，某些字的大弧尾笔也可看作这种变化笔，像“敢”字众多点画平行、均匀列置，而末笔捺坚定有力地与其他笔画构成交叉或相反走势，于是打破了原有的平稳感，该末笔捺即为秦隶平行线结构中的一种变化笔。变化笔数量虽少，但调节、变化着字的构形，使字形不至于太过平稳、单调—它们与楚简之不同在于，楚简中这样的变化笔或曰交叉线结构太多且规律性差，因而楚简结字显得紊乱无序。
秦简线条平行、均衡排列，表明一种匀整、平衡、理性的构形意识，这应是秦人日常手写体的传统，与东方各国俗体有所差异。秦国俗体很可能从较早时候就伴随着某种（或许不自觉的）规范行为，而且与官书正体的整饬步调大体一致，深受官书正体模式笼罩，不至于与之太过脱节。西周典范金文结构匀整、典雅、和谐，讲究对称均衡之美。秦遵承宗周文化，秦系文字承西周正统文字，在文化长期封闭、少受外来干扰的环境下延续周大篆程式并形成秦国自己的文字特色。丛文俊先生指出：“秦文字有两个要点是东南各国所没有的。一是它始终以《史籀篇》字书为基础，保证了周秦文字稳定、连续的发展；二是在日常书写中，逐渐形成了稳健、独到的书写性简化方式。”在西周书刻观念笼罩下，特别是在宣王文字厘正之后，秦人较早地并始终在官体、俗体两个方向上进行文字整饬工作，秦文字规范理念贯彻在手写体和铭刻金石书中，《秦公钟》、《秦公簋》、《秦公大墓石磬》、《石鼓文》等铭刻文字可代表一些规范成果，秦公墓石磬刻文、石鼓文等书刻极尽对称、齐匀、平稳之能；秦国许多书刻草率的石金题铭文字，其点线结体依然平行匀齐而非杂驳混乱。
（二）单字外缘轮廓
秦简牍点画均衡、平行列置的结果，一是使上下字间产生了强于楚人的承接感—这是大量走向一致或大体一致的点线间相呼应的结果，即便上下字距离较远，某种照应感、连贯性也存在；一是单字外缘轮廓比较整齐（不像楚简单字呈无规律的多边形外廓），一般为正方、扁方、纵长方形—前两种也是后来真书、八分的基本字形。目前所见里耶秦牍大部分以纵长方形为主，另有部分为正方字形，如（9）981、（8）154、（16）6等牍，少数以横扁形为主，如（16）1号牍；云梦睡虎地秦简纵长、正方字形最多，如《秦律杂抄》、《语书》、《为吏之道》等，横扁字形有《法律问答》、《日书》等；其他秦简牍，龙岗简大多为纵长字形，放马滩简则以正方、横扁为主，周家台、王家台秦简以正方形为主。
（三）内敛字势、包裹式结构
秦简单字字势封闭内敛，点画紧密内缩，不随意拉出长笔，也不像楚简等东土文字那样字内点线做多向放射状。里耶牍中，“囗”、“宀”、“门”、“勹”等部首宛若长手臂把字内点线们紧紧揽裹起来，阻止点线外逸。许多位于字边缘的长弧形笔画又加重了这种圈围感。弧曲笔画中又以向左环抱者较为典型，像是“司”、“月”、“官”、“空”、“何”、“当”等字，这种“”形笔势一般位于字的右侧，向左或左下方环抱，属秦隶特有的个性笔势与结构。楚简书就谈不上类似的环抱字形，即便有，也不像秦简这样总是向左方环围，而是缺乏规律性；楚简中倒是拥有大量的纯圆弧笔画，然而也缺少方向上的统一感。秦隶的“”形笔势在草体中更被凸显出来，数量也大大超过正体秦隶书，如（9）10牍正面第3列“司”，（9）15牍背面之“月”、“尉”、“谓”、“司”等等。（9）4牍背面之“以”左部因快写而连为“）”形，在之后的草写（至汉代草体）演进中，该种笔势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与其他笔画构成左右双曲扣抱字形—“（ ）”，或构成左直折、右弧曲字形，成为汉章草字形特征之一。（图2-14）
需要指出的是，虽同属于包裹式字型、内敛字势，但里耶秦牍字势比之云梦睡虎地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等要开张一些，这体现在：a.点线收缩得不是特别紧密；b.字形多呈纵长；c.长尾笔明显多于睡虎地、放马滩等简。后两点，里耶牍颇似龙岗秦简风格。略显开张的字势让里耶牍文字呈现出松弛、散淡的情调。
另外，里耶牍部分字势呈右向倾斜，如（8）151、157、158牍（署壬手、欣手），且同处J1第8层，可能是同时间或同地域书风使然。右向倾斜字势在秦简牍中常见，如龙岗简、睡虎地M11《日书》甲种、睡虎地M4两牍等，都是纵长字形右向倾斜。这种倾斜字形不仅出现在简牍墨书里，也出现在一些秦国铭文中，如《商鞅》（前346年）、《十三年相邦义戈》（前325年）、《四年相邦樛斿戈》（前321年）、《王五年上郡疾戈》（前302年）等草率刻款字势也向右倾斜。简牍文字右向倾斜，是当时人们书写时运指为主、自然生理因素造成的“左高右低”字态；丛文俊先生也认为这种字势与左手执册、右手写字的姿势有关，并指出其意义在于，能对平稳的篆体线条造成破坏，促进隶变进程。《商鞅》等题铭大约是左手持器、右手捉刀刻制，与简牍书写姿势类似，另外手写体对铭刻亦不无影响，故而有的铭刻也如简牍书那般做倾倒状。
（四）大弧笔的美化、调节作用
所谓大弧笔指里耶简牍正体单字左、右下方约45度的弧曲长尾笔，其长度一般稍稍逸出该字轮廓线之外，但不像牍背面草写那样过分地拉长，而是相当节制。它们具有后来汉隶长横笔那样伸展的意义—此时（秦）的横势笔画还少有汉简式的长笔，秦简斜向弧势笔充当着伸展笔画的角色，算作那一时段古隶书写中的情感寄托点吧。因为秦隶不像楚简那般纵意，而是笔笔稳重、涩进、很有节制，几乎容不得书者的情思溢露，于是这样的略长尾笔就显得独特、醒目、异乎寻常。从简牍整体艺术效果看，弧形尾笔起到装饰调节作用：一是与其他点线构成对比。由于里耶牍书居主导地位的是众多的直势点线、且平行列置，该种结构理论上讲难免单调、划一，弧形尾笔能够打破单调感，令整牍点线走向既有主流趋向又有局部异势变化，视觉感丰富了许多。二是点线变化的同时也丰富了空间分割。含有弧形尾笔的单字内部空间因线势走向的多样统一性而呈复杂构局—但并不意味着楚简那样的紊乱—整牍点线与空白布局由于这类长斜线的“破冲”与“穿插”而显出生动别致的情趣。例字如（9）4牍正面第5列之“陵”、“守”、“厨”、“敢”等。（图2-15）
里耶秦牍是面世秦墨迹中版牍形式最为集中的一批，此前出土的秦简牍绝大多数为竹简形式，木牍墨书只是零星出土，如青川木牍二枚，关沮周家台M30牍一枚，睡虎地M4牍二枚，岳山M36牍二枚，龙岗牍一枚，王家台M15牍一枚。里耶牍为我们提供了巨量的木牍墨迹实物。先秦时代文字书写尚谈不到书法自觉意识，实用因素统筹一切，人们对手写体的要求是在工整、美观的同时又须迅捷、约省。其实，牍或帛的书写布局只是单片竹简行款法的重复或叠加，除了字迹匀整、统一外，不见得有更多（艺术上的）构想。有研究者认为，里耶牍“早已具备了后世纸上书法章法经营的理念：行间极尽参差错落之能事，单字务求修短舒张之变化”，未免过多溢美夸张之辞，这些木牍实不符这种评价。如果说两千多年前的先人已然稔悉于后世通行的竖排左行布局、并极尽谨饬工整之能的话，似较合适，此外尚少具有章法上、艺术上的变化意识。虽然如此，里耶牍书仍有通篇构局上的一些个性及差别：
（一）繁密排列类：如（9）2、3、4、5、7、8、9、11，以及（16）5等牍正面字径较均匀，字间、行间距离很近且等距离分布，显得密集而紧迫，拖长尾笔很少，少量的斜向稍长尾笔成为平稳、均衡字迹中的变化点。这些牍代表着当时工稳匀整的秦隶正体风貌。字迹茂密是这些牍的特点，其中许多单牍内容写六七列以上、字数超过三百字，属目前所见字数、行数最多的秦牍。当然，汉代有文字更为密小的木牍，像连云港尹湾西汉M6出土的《东海郡吏员簿》，在长23厘米、宽7厘米的版牍正反两面各书24、21列、凡3650余字，字量超出里耶繁密型版牍十倍，可谓精微之至。
（二）宽疏排列类：像（8）151、152、154、157、133，以及（16）1、9等牍，字间行间都很宽疏，给人一种从容不迫的轻松、闲淡感觉。应该说，里耶牍文字的疏与密是书者按内容量而设定的，版牍尺寸一般固定，文多则密、文少则字间行间宽疏些，这算是当时有意识的牍面布局吧。（16）1牍正面为“九九表”，属目前所见最早的乘法口诀实物，为了使用方便，该牍分栏缮写，分为六栏，分布清楚，易于查读。（图2-16）
（三）相当一部分牍的背面为草率书写，点画较正面纵恣了许多，长竖画、长尾笔明显增多，点线走向也趋于多向、随意，常常不书满整个牍面，洋溢着天真烂漫的情趣—这并非经意而成，完全是简约快写下的效果。从后世的艺术角度看，这些牍背面潦草的“行（草）书”更招人喜爱。
（四）里耶牍面布字比较自由，单牍容字量差异较大。王焕林《里耶秦简校诂》说：“J1（8）155简、J1（9）983简均只有4字，而J1（16）5简、J1（16）6简却多达300余字。至于一简的行数及每行的字数，则更为多变：J1（9）983一简2行，每行2字；J1（16）5则一简11行，每行13～37字不等。就每行的字数而言，可以肯定，秦代编册书写的典籍，是不可能有这种自由的。”看来，《仪礼·聘礼》等古籍所云“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仅指一种大概规定，在实际运用中，简牍布字并不限于此，而是形式自由多样。（图2-17）
王焕林《里耶秦简校诂》中将里耶牍书写风格分作三种：一是像云梦睡虎地秦简一样典型的偏于隶书的字体，占近40%。二是比龙岗简更为古雅的偏于小篆的写法，占50%多。三是少量的参入楚简笔意的写法。以上三种写法虽大体涵盖了里耶牍墨迹风格，但我们认为该书作者给出的比例值得商榷，从发表的版牍墨书看，当时广泛通行的秦隶样式、即王文所说的第一种字体应该居于绝大部分、恐怕在80%以上，王文指称属“偏小篆”的（9）3、4、5、6、7等牍均为典型秦隶写法，和睡虎地等隶体没有质的区别，只是字形稍纵长、字势略开张些。略显篆意（或含有楚风）的牍片只占少数，如（9）981牍就有着坚定而夸张的圆弧笔，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纯半圆弧笔—极似楚简那种弹力十足的曲弧线，而异于秦系所特有的近于方势的弧线（我们称之为“方势曲线”）—而且这些弧线括指各个方向，这也有异于秦系总围向左、左下方的弧线。（9）981牍不同于里耶其他众牍之处还在于它的点画略现钉头尖尾状，笔末出锋较尖锐，这是楚等他国手写体的显著特色。该牍的风格令人想起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放马滩《日书》甲种之粗头细尾更甚于里耶（9）981号牍，丛文俊曾指出放马滩《日书》甲种有晋书风阑入的情况，就地理位置看，故楚之地该种写法即便流传多年也不足为奇。（9）981牍这种风格延续到西汉前期，同处湖南的长沙马王堆西汉墓部分简帛即是例子。不过总体看来，（9）981牍仅是秦隶中参入楚简笔意而已，秦系书风还是主导性的。而J1第5层出土的十数枚残断简牍，具有明显的战国时楚国文字书写特征，比如已发表的（5）7号残简，属于较典型的楚书风貌，虽因“埋入井中时间最晚，故未敢遽定其为楚国时物”，然而（5）7牍墨迹与J1巨量牍书极不协调，也与秦兼并楚地后严格划一的文字使用情景不合拍，所以很可能是当时存留的前楚国遗物，《文物》杂志刊发的“发掘简报”亦称J1第5层简牍为“战国楚竹简”。总之，里耶牍居统治地位的写法仍为秦隶体，其总的技法、风格与放马滩、睡虎地等秦隶体大同小异。（图2-18）
秦灭楚之战在秦王政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前226—前223年），里耶牍纪年自秦王政二十五年起，即里耶古城所在的湘西归秦之际，而当地日常俗体已相当“秦化”，里耶牍书手也可能来自秦国，亦可能是本地书手于短时间内就掌握了秦文笔法，但不管怎么说，秦国在被兼并地实施“书同文”政策之效率是惊人的。
需要指出的是，已发表的里耶秦牍仅数十件，与J1巨量材料比未见冰山一角，我们目前的种种讨论，也仅是基于这少量已公布牍片而言；况且，这公布的数十枚版牍中，J1（9）1-12等牍的内容、书写风格大致如一。可以想见，尚未发表的大量里耶牍肯定会有着更为丰富多样的书法面目，因而，目前对里耶秦牍书法风格的判断，无论怎样说都是不全面的。
里耶秦牍一个重要的与众不同处是，许多牍文末有书写者“落款”，这在其他秦简牍上不多见。在公布的牍片上有“堪手”、“嘉手”、“敬手”、“儋手”、“壬手”、“欣手”、“纠手”、“圂手”等，“手”训为“亲”，因里耶牍为文档副本，属原件誊抄本，“某手”当为某人抄录后所签署，“文书中签写‘某手’的人是具体负责写抄、收发文书等事的吏员”。鉴于某些西部汉简文末有署令史、卒史、掾等吏员名者，所以也不排除“堪”、“儋”、“纠”等为当地文吏而不仅仅是“书佐”的可能性，牍文内的署名，如“堪”、“儋”等为处理文书的吏员，并非抄录者，牍左下角的署名当为文档抄录者。
从书法角度看，里耶牍堪称我国书法史上最早的书手落款墨书。对那些没有署名的简牍墨迹，我们只能依据笔墨风格推想它们是出于一人还是多人之手，里耶牍有书者签名的作品，使研究者对某人或多人的手迹一望而知，便于简牍墨书风格的判断和分类研究，同时有益于当下书法创作者对秦代手写体个性面貌的感性认知与借鉴。里耶牍甚至让人有理由说“墨书落款格式起于战国秦代”。张恒奎《里耶秦简的文字与书法》一文将大部分署名者都归为抄录书手，张文说：儋和堪是书写水平最高的两位，他们的书写风格也极接近；嘉和敬多书牍背面；壬、欣的字迹虽不多，但质量也不低；庆和釦的作品逊于前者，但其结构、章法也有值得借鉴处……应该指出的是，他们中的儋、堪、嘉等人可能并非牍文（复本）的缮写者，而是当时处理原文书的吏员。
目前所见秦简牍的草体一部分集中在里耶牍中，睡虎地M11出土的秦简数量虽然不少，但像里耶牍背面那样潦草书写却极少；睡虎地M4的两枚木牍有些率意；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本的书写速度也较快。先秦简牍上的草体当然完全不同于后世的“草书”、“草体”概念，而仅仅是当时手写正体的快写而已，这种完全基于实用目的的快写之下免不了随意、潦草、约省，却引发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并有着积极意义。从书法艺术角度看，如里耶牍那样，单牍正面谨饬的正体和背面活泼纵意的草写形成对比，为秦简牍墨迹增添了风格上的诸多变化，里耶牍也让我们得以窥探两千多年前手写体中的正体、草体两种形态。就文字演进层面讲，潦草书写乃活跃的流变载体，比较集中地体现着书写性简化特征，笔顺、笔势、笔画组构以及字形等的变异，在这样的长期俗体快写中积微成著、以致质变。秦文字隶变早期，草写系统逐渐改造着同时的正体篆文，推动着隶变之江流不断前涌；秦代汉初，已具规模的新体隶书与一直以来都存在的草写系统分途而行（其实秦汉以上也是这样），渐渐形成汉隶与草书（章草）新格。如丛文俊阐述的：“当隶变书写性简化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这种潦草随意的书写就会引发笔画的进一步省并牵萦，形成草隶的分化和异途发展……西汉以后，潦草化倾向的快速发展，致使草、隶二体分途，工整者日趋成熟的隶书式样，潦草者不断省并牵萦而近于章草，书体形象正与前期相反。由此可见，隶变前期的潦草化倾向对于破坏古形、加速隶书体的演进，具有积极的意义。”
里耶牍的潦草书写多在背面，这些墨书信笔草草、较少拘束，其对正体的约省、变异表现在：
（一）变曲为直，直折增多。如（9）6牍的正、背面书写意趣相差不小，牍背墨迹中直势线很突出，正面略存曲势的点线在背面尽数拉直，如“阳”的数笔基本为直线，“庭”的末笔由弯变直，“署”内省去了几笔，剩余笔画也直线扫出，“署”下部的“日”以三笔平直短线合成，“行”则由四短两长直线组成。牍正面那些弯状线条在草写中往往被拉直，如“尉”之“寸”，“报”下部的垂笔，“事”的上部以及“从”等字。
秦简草体简约途径之一是直折；汉代简牍简约途径之一却是弧圆使转为主，如西部诸简、东方的尹湾《神乌傅》等。即是说，战国至西汉初期草写是破圆为方，西汉初期以后草体却多用曲圆字势。前者伴随着也推进着隶变进程，其破坏对象为久远以来的曲势篆文，可谓“以方代圆”，引发笔势、笔顺、结字等变化；后者的背景是隶体基本定型之后，草体与正体（汉隶）相互作用，快写体为求迅捷而“化方为圆”也显得自然了。不管是秦简的化曲为直，还是汉简的变直为曲，作为整个草写系统，这种转变是渐变而非突变，如战国时期的隶变基于时文正体草写之上，其中的“化圆为方”是随着简约、便捷的书写慢慢进行的。草写倾向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前期的求直势加速了隶变进程，之后的曲势追求又带来新天地，章草、草书、行、楷都由此萌发。
（二）拖长笔与短厾笔。潦草书写中长尾笔被进一步夸张，比在工稳书写中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度，笔锋运控也少受限制，因而带来笔画粗细变化。如（8）154牍背之“邮人得行”，（9）4牍背面之“令”、“司”、“事”，以及经常出现于文尾的“手”等等。拖长笔以正下方、右下方拉出者为多，它们与正体中的该类笔触一样，在隶书形成中意义不凡，其中右下方约45度拉出的长画逐渐向正右方调整，并越来越强化讫点的波势，启迪着后来含磔角的横势笔画。正下方拉出的长垂则一直生存于日常草写体中，直到东汉，始终是简牍书中极具个性的醒目之笔。
与拉长末笔相映成趣的是缩短的“点”笔，它是便捷快书的另一种方式。比如（9）5牍背面“之”字将正体“之”连结紧密的三长笔几乎简化为分离的三个点，“手”字简化为四点夹一直画，“谓”字由一些短点笔和两个“）”形弧画构成，“庭”之“廴”写为分开的三点加一斜画，该牍内其他字也多为短促的“点”笔点厾而成。以这样的短“点”构字，在当时应该不是特例，类似写法对正体字形的冲击以及给世俗书写的启示是强烈的。
（三）“）”式笔画。里耶牍草写中左向环抱的弧形笔“
”、“
”不是特别多，一般出现在“司”、“月”、“令”、“朔”等字上，其他秦简如放马滩《日书》甲种那种亦正亦草的写法中很多字右部也含“”形。也许秦时使用该种笔势的意识还不强，但后来这种笔势愈来愈多地侵入许多（草写）字中，集中在“”、“勹”、“冂”、“宀”、“囗”、“日”、“卩”等单字构件中，在西汉草写墨迹里占居相当地位，形成左右双曲“（ ）”或左直右曲的字势，甚至成为章草和早期今草标志性字势之一。
里耶牍背面潦草书写中许多字具有约省、合并、连缀等方面的典型意义，如“当”等字形态已颇近似于汉代简书，“水”旁有的简化为三点水，“有”作“
”，“正”作“
”、“
”,“从”作“
”，“言”作“
”，“日”作“
”，“中”作“
”，“五”作“
”，“手”作“
”、“
”，“尚”作“
”，“丙”作“
”，“以”作“
”，“律”作“
”,“印”作“
”，“
”作“
”、“
”等等，均类似后来行、草、楷书的写法。（图2-19）
1975年12月至次年初，湖北省文物工作者在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12座战国末至秦代墓葬，其中11号秦墓出土了1155枚竹简，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秦代竹简书。这批秦简单简一般长23.1～27.8厘米，宽0.5～0.8厘米；简文为墨书秦隶，字迹大多清晰可辨；有的两面均有文字，大部分书于篾黄面；竹简系以细绳分上中下三道编组成册。竹简内容分十部分：一、《编年记》，二、《语书》，三、《秦律十八种》，四、《效律》，五、《秦律杂抄》，六、《法律问答》，七、《封诊式》，八、《为吏之道》，九、《日书》甲种，十、《日书》乙种。其中秦代法律文书占简文一半以上。M11墓葬年代为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墓主“喜”死于该年）。睡虎地M11竹简书写时间在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78年—前217年）之间。湖南里耶秦牍的书写时间在前222年至前208年间，云梦简后段与里耶牍前期书写时间交合约五六年，云梦、里耶虽非处一地，但从书法研究及创作借鉴角度讲，这种延续性的价值是存在的。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年）秦将白起率大军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昭襄王二十八年秦拔郢而置南郡，睡虎地简书写正起始于此时，这与里耶牍书写始于秦王政二十五年（该年秦国完全平定了江南）的情形颇相似。秦文字在刚刚征服的领地内的实际应用情况，在里耶和睡虎地简牍里得以真切展示，而且有着时序上的接续关系。由于处在江南蜀楚湘地，加之时间上的顺接关系，对青川→里耶→睡虎地、龙岗、周家台、扬家山等简牍做一些比较分析，有助于理清战国后期到秦代秦系简牍墨书的发展轨迹。
下面分别探讨一下睡虎地M11秦简各篇的书写特色。
《编年记》
凡五十三简，逐年记述秦昭襄王元年（前306年）到始皇三十年（前217年）间发生的全国军政大事，同时记有墓主“喜”以及“恢”、“敢”等人的事件，有点类似后来的年谱。据《编年记》记载，墓主名“喜”，生于昭襄王四十五年（前262年），曾任安陆令史、鄢令史等与司法有关的职务，曾从军，后任文职吏，卒于始皇三十年。《编年记》简分上下两栏书写，上栏是昭襄王元年到五十三年，下栏是昭襄王五十四年至始皇三十年。
研究者认为《编年记》中从昭襄王元年至始皇十一年是一次写成的，之后的简文应是后来续补的，可能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仔细分析该《编年记》，可以看出主要有三种书写风格。昭襄王元年至十二年书年纪事，字势向右倾斜得很明显，昭襄王十三年至秦王政十一年书年纪事部分的字势突然转为向左倾斜，字势转为反向倾倒的变化不像一人有意为之，而应是出于两人之手。这两部分中一些字写法也不一致，如“攻”、“元”等字的处理截然不同，第一位书者的“元”四笔独立，第二位书者的“元”则后三画连属，用锋、笔法细节亦不同—详见《编年记》简一·壹与简四·贰、简五·贰、简八·贰中的“元”字。这两位写手结字都比较紧密，但第二位书者笔末出锋少于前者，笔画厚润度也超出前者；十六·贰、十九·壹两简的“九”字几乎一样，十八·贰简“十一年”以上、昭襄王十二年以下纪年笔迹一致，即“前一人（本书按：实是第二位书写者）的书年已预写至十一年（十二年漫漶不清）”。十二年或十三年以后全部为第三人（即喜）书记，喜是全部私人记事的记写者，包括“四十五年攻大野王”后所记“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简四十五·壹）以下各项私人事件。喜的字形比前两位纵长而开张，笔画粗厚许多，很少尖锋收笔，“正”、“攻”、“二十”等字笔画厚重而润泽，某些字径甚至大出前两位书者两倍多。喜的字势比较平正，不像前两位书者那般大幅度左、右倾斜。由于分两栏记述，书者又不止一人，字数不算多的《编年记》就呈现了不同的墨迹风格，以致有些单简呈现出三种书写样式，如简三（五十六年）、简十（今三年）、简十一（今四年）。要之，《编年记》由三人记写，第一人记至昭襄王十二年，第二人继之预写到秦王政十一或十二年，两人均只书年及国家大事；秦王政十二或十三年起全由“喜”记，喜也是所有个人事件的补记者。喜记至秦始皇二十八年，一般认为喜即卒于此年，故编年记止。（图2-20）
马雍《读云梦秦简〈编年记〉书后》认为，《编年记》记载了某一家庭的私事，其中成员见于记中的凡八人，分三辈：第一辈是作者（喜）的父母“公”和“妪”，属第二辈的有喜、敢、遫三人，第三辈有获、恢、穿耳。八位成员中，喜的个人经历在《编年记》中记载得较多。高敏《去梦秦简初探》认为，《编年记》前半部分像大事年表，后半部分似喜的年谱，为喜的家谱和墓志的混合物，并认为《编年记》的作者是喜的弟弟或同族兄弟。
《语书》
凡十四简，文字分前后两段，前八简为正文，内容是秦南郡守腾于秦王政二十年（前227年）四月初二颁发的文告，后六简为附件，简文抄写亦当此时。墨书风格也分为正文和附件两种。正文与附件书写风格不同处在于：
一是前八简（正文）线条温润可人，曲转弧笔较多，很少锋棱芒角之类，收笔处类似里耶牍那样戛止收锋，笔断意连；后六简（附件）则几乎字字出锋。
二是前简右上至左下的斜画（撇画）写得特别细轻而短促，与《法律问答》、《日书》两种撇笔相类，后六简笔画粗细比较均匀；前简许多字含篆文构形而出以古隶笔画，后简则含更多“今意”（隶意），如前简之“
”底、“
”与后简之“
”底、“
”等的对比。后六简风格极接近《为吏之道》，或为同一书者所作晚于《为吏之道》的作品。后六简比前部分简富有更多的波式和磔角，如“不”、“上”、“以”、“此”、“书”诸字，显然，在这点上后简较前简要“先进”不少，这也反映了隶变进程中同时期、同地域内构字及用笔的不平衡状况。（图2-21）
《秦律十八种》
凡二百零一简，每种律令并非全文，而是摘录，十八种律令有《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内史杂》等。字形以正方为主，兼含纵长形。点画用笔上，属典型的全逆式裹锋起笔（见“里耶秦牍”一节中的起笔问题讨论），大部分字都含调锋起笔所形成的“圆头”，令人想起放马滩秦简的“圆头起笔”，但“十八种”起笔处不过于夸张；起笔后行笔缓慢、持稳，收笔处也毫不苟且，以回锋或戛止法收锋，不随意出示锋芒，尽力保持笔道的厚润感。温和的、不太夸张的“圆头”起笔应该是秦系手写正体的细节特色之一，它是早先大篆笔法的余续，同时更有传统手书体钉形笔画的传承，它因裹毫动作略加重而成，“圆头”起笔与楚人钉形笔画中的棱角形起笔有较大不同，倒近于晋国盟书某些细节。这种圆、厚、润的笔触与秦文书写讲究内敛、持稳、少锋芒的行笔原则是一致的。（图2-22）在已面世的秦简牍墨书中，这种圆润的起笔并不少见，比如放马滩秦简。
《秦律十八种》两种个性笔画是波势笔和弧势尾笔：
1.尾笔波势显著，随便检出一简，如简八四中的“以”、“及”、“有”、“其”、“死”、“牧”、“之”、“未”等字的捺画、横画收笔处加重、波势颇浓，其中“及”、“死”、“之”末笔近于雁尾式的磔角。由于“十八种”用笔润泽、很少出以方笔圭棱，所以这些波势尾笔不太显锋角。但也有少量典型的磔角，如一七四简之“负”、“赏”、“之”等字的波笔就有些劲利感，与汉隶磔笔很相像。睡虎地简中含较浓波势、磔角意味的除《秦律十八种》外，还有《为吏之道》、《语书》后六简等。由于秦隶（正体）点画均短促内收，波势笔、弧形尾笔都不会很长，即使是较明显的波势画也大都粗厚敦实、粗细变化不显著，但含波势之笔往往是一字中最粗厚、最显精神的一笔。
2.《秦律十八种》另一点画特色是弧形尾笔显山露水，集中于“令”、“心”底、“见”、“它”、“邑”、“节”、“苑”等字。这类弧形尾笔被适度拉长，但也只长出本字的一半许，呈右下斜向伸展，少量的做回弯势（如“它”、“邑”）。和上面提到的波势笔一样，弧形尾笔属含蓄的出锋笔，它尽量避免楚简或盟书那样的尖锐锋角，彰显了秦隶收笔特色，《为吏之道》等篇出锋较多者亦然。这种富于情调的末笔在秦代至西汉初急速发展、迅速延长，西汉前期的简牍书中它已变得十分醒目了，如马王堆简帛、张家山、凤凰山等简中，拖长的斜向尾笔甚至有些泛滥了。
波势笔和弧形尾笔是书者遣发意趣的点画关键处，可能当时人们对这类笔触颇感兴趣，以至于一些单字就含两处波势、弧势笔，如简三一之“其”长横及末笔都形成波角，“毋”也有两处，“令”则写出一磔角、一弧形尾笔。更重要的是，这两种笔势在隶书形成中扮演着颇有意义的角色，在秦简牍古隶里，它们似乎在“导引”着隶体的成长方向，在成熟汉隶中，它们已发展成新体里招牌式的笔画新式样。
《效律》
凡六十简，简背书有“效”字标题，是完整的律文。（图2-23）《效律》规定了核验县、郡物资账目的制度，特别是对军需物资规定尤为详细。该简册不避始皇名讳，应抄于昭襄王时，是睡虎地诸简中字径较大、字势较开张的作品。《效律》字形略纵长，点线不十分内缩、略长出其他简文，字内空间不很局促，加之上下宽疏的字距，通篇感觉颇疏朗。全篇点线、结体构架都趋于方直势，这与书者爽捷、劲健、较快速的行笔也有关。横势画起笔多用半逆式侧锋起笔法，于是许多横画就有异于《秦律十八种》的柔润含蓄感，而显出棱角感。《效律》该种起笔法也让人想起青川牍横画之起笔法。这也是书写加快后逆入起笔的自然形态。《效律》遗留一些篆书结构，少见波挑，但横画与篆法大相异趣，纯为新法。如果说《秦律十八种》文字常常呈现左右微倾的话，《效律》字势则平稳端正，而且字内布局匀称，书写技术堪称精能。如丛文俊分析的：“其字结构比较工整，属于时文俗体中聊备楷模意味的作品，如果在此基础上以篆法改写其体势，大约会与当时的秦文正体相去不远。”
《秦律杂抄》
凡四十二简，是各种秦律的摘录，其中许多律文与军事有关。避始皇讳，应为秦王政继位初期所书。《秦律杂抄》与《语书》前段书风极似，秀丽温婉，正方字形内的点画极力内收，作者高超的字形结构驾驭能力让字的每一部分都匀称而协调，不论怎样结构的字，在书者笔下都能组合得形状均一、风格一致。《秦律杂抄》和《效律》可以算作当时的手写体楷模吧。
《法律问答》（图2-24）
凡二百一十简，以问答形式就秦律一些条文等进行解释，所引大多为秦统一以后的法律，又避始皇讳，应抄于秦统一之后。有学者称该作是睡虎地简中最有隶书意味的作品，这可能因为它的字形特别扁平的缘故，不过从结构上看，它并不比其他睡虎地诸简“超前”多少，而且它缺乏明显的波势、磔角及长弧尾笔—这些却是隶格的重要标志。在书写技巧上“问答”实不如“杂抄”、“十八种”、“效律”更高超。不过“问答”仍不乏个性：
1.超横扁字形，这一点和睡虎地《日书》甲种相近；
2.字势不时地左右倾攲，并无规律性可言，或可理解为书者字势把握能力不足或书写技术有限造成的；
3.点画横轻竖重，有的部位略显提按之意，这点倒是该作“超前”之处。
《封诊式》
凡九十八简，末简简背有“封诊式”标题。共分25节，每节第一简首有小标题，如“治狱”、“讯狱”、“封守”、“告臣”等等，是研究秦诉讼程序的重要材料，“它不是单纯的案件记录，其性质可能类似汉代的‘比’，即后代供狱吏处理案件参考的案例。”《封诊式》避始皇讳，据考书于秦王政四年。徐畅评曰：“《封诊式》简落笔如篆，收笔逸出，波挑不具。结字多为篆体，‘口’字形下部呈圆弧形。全篇篆味尚浓，隶意初发。书风有两式，一种结体平正，一种体势倾斜，皆紧凑谨严圆润平稳，势沉力雄，气贯于笔画之内，势逸于字里行间，实为高手之作。”前大半部分简文为第一种书风，近于《秦律杂抄》，字距也类似，但字的形状、大小变化较“杂抄”要大，结构的捏合比“杂抄”纯熟、高超。大约自简七三起应是换了书者，书写速度加快，字形转为扁平，尾笔迅猛、出锋凌厉，字势变得倾斜而纵恣，字间距突然加密—由前段的清雅、闲适、平稳变得急速、紧张起来，当属睡虎地简中比较草率的墨迹，相当于当时手写体“行楷”性质的写法。或许，《封诊式》前后两种风格为我们提供了当时手书“正体”与“行楷”的形态（仿若后来正楷与行楷的对比）。（图2-25）
《封诊式》后一种写法的特色表现在：
1.由于书写加快，执简而书的姿势较易形成倾斜字势，《日书》甲种、睡虎地M4木牍、龙岗简、里耶牍背面草率字迹都含类似情形；
2.快速扫出的笔画增多，虽然起笔处依然谨严不苟，但行笔中、讫点就不那么讲究了，往往出以锋芒，笔画于是显得爽利劲健；
3.速写使点线、结构平直了许多，“方直”因素明显增加了；
4.用锋比规范工稳的正体秦隶多些自由变化，点线粗细也有变化。
总之，《封诊式》后一种之速写倾向蕴蓄了比前一种工谨写法更多的隶意。
《为吏之道》
凡五十一简，简文分五栏书写，多为四字句，与秦代字书《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相类，记官吏应遵守的为吏原则与道德规范。该册不避始皇讳，当书于嬴政继位前。就书写技术而言，《为吏之道》虽不及《效率》、《秦律杂抄》等精能老到，但却饶富隶意。在波势、磔角、隶构方面《为吏之道》算是突出的。类似于《秦律十八种》，《为吏之道》尽可能地求取横画、斜画之波势感，加重末笔力度，一笔多折也体现得较明显，“不”、“有”、“毋”等字的捺笔（斜笔）不像他篇那样作向下弧转状，而是含上挑之意，该笔常含有两个波势、与横画相似。“吏道”的字结构也相当简约，篆体构形大大消隐，“其字形有存篆构，却极少篆法，同西汉文帝时的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十分相似”。但“吏道”收笔出锋特别醒目，这一点似有些游离于秦系传统之外，以至于“吏道”在睡虎地众品中显得有点另类。“吏道”书写时间在睡虎地简中算较早的一例，却拥有较明显的隶书成分，再次表明隶变进程的不均衡性。
《为吏之道》书迹主体部分、即一至四栏书写工稳，而少部分、即简十六第五栏起到简三七第五栏，以及简四四第四栏到简五十第四栏，这29组文字书写较潦草，字势倾斜，点线用笔及书写风格与主体部分有异，可能是另外的人补写的。
《为吏之道》让我们看到，解释一件（套）作品的确是复杂的，从艺术层面讲，《为吏之道》在字形上不算上乘，不如《效率》、《语书》等；从书体演进角度看，《为吏之道》又似显“超前”；尖利锋角又让它在众多秦简牍中有些“孤独”，就像放马滩《日书》甲种一样。考察作品时切入的角度或基于的视点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图2-26）
《日书》甲种
凡一百六十六简，简两面书写，字小且密，内容为选择出行、建房、裁衣等的时日、预测凶吉等，研究者认为该套简文书于昭襄王时。丛文俊将《日书》甲种风格分为四类：第一种所占篇幅最多，其字笔势短促快捷，体现着隶变之书写性简化的特点，书写虽快但一丝不苟；第二种为十二生肖及言盗之简，字势纵长，与前者非同一书写者，用笔稳健，时出斜向拖长笔画，并内含楚书恣肆纵逸的特点；第三种是颇为潦草的写法，有一种随意自如、轻松明快的书写节奏；第四种为比较常见的一种风格类型，其字势往往左向或右向倾斜，倾斜的意义在于能对工稳平正的篆书体态、点线形成冲击、破坏，并促进隶变的发展。《日书》甲种主体部分书写风格与《法律问答》及《语书》前半部分相似。《日书》甲种字形虽平扁，但不显波势，篆构亦多于《为吏之道》、《秦律十八种》等作。可能是为了节省简面，字写得小而密，且正背两面书写，分栏一至八栏不等。
《日书》乙种
凡二百五十九简，单面书写，字径大于甲种，末简背面有“日书”标题，内容与甲种约同。《日书》乙种墨书风格一致，应为一人所书，笔画圆润厚重、粗细一律、短促而含弹力、很少有孱弱飘浮之笔；用笔篆意较多，藏锋涩进的笔意颇浓；字形以正方、扁方为主；其笔法（而不是结构上）应该是延续了秦俗体规范类书写模式，与其他简书相比，《日书》乙种与秦国铭刻文字的笔画形态比较接近。（图2-27）
《日书》乙种有少量六国古文写法，如“春三月甲乙”的“春”字等等。云梦原为楚地，异国写法遗存不为奇怪，但秦简中的古文写法要少于马王堆帛书。另外，睡虎地秦简中还有不少俗简字，仍以《日书》中为多，说明当时民间书写对文字简化的需要。
字形以正方、平扁为主，笔画普遍集紧内缩，是睡虎地M11诸简共同特点，这与里耶牍纵长字形和略显拓张的写法有所不同。单就字形总的印象看，睡虎地简较里耶牍更具隶意。睡虎地简极力内收的字态给人以相当工谨、持稳、内蓄的感觉，可以说，这些字迹属于典型的“内擫”结构，唐宋以后书家们常常心念手追的“古质”、“内擫”等概念，于秦国简牍墨迹中或可寻其渊源，后人津津乐道的钟太傅、王右军之内擫程度，与睡虎地等秦简比起来相形见绌。这样的字势是秦系文字的一个传统。楚简等六国俗体字势的内敛程度大大弱于秦书。
睡虎地简文字之紧缩、“内擫”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1.字的点画普遍短促，很少长笔画；众多的短小点画皆有向字心内收之势，决不随意外放或随意拉出长笔。以《语书》为例，该篇凡五百多字，其中仅“人”、“心”、“今”、“令”、“恙”、“吏”、“使”、“有”等十余字（次）略含长笔外发之势，仅占总字数的百分之二三。
里耶牍、龙岗简中的长笔画多于睡虎地简。龙岗简长尾笔又比里耶牍突出，例如“甲”、“之”、“故”、“令”、“于”、“吏”等字，加之字势纵长，使龙岗简丧失了睡虎地简那样的内收、内擫之势，但同时也拥有了多种新因子，像拖长笔就与西汉前期的长末笔极接近了。当然，龙岗简的该种形态和两个因素有关：第一，龙岗简成于秦代末年，晚于睡虎地简；第二，龙岗简书写较快，类似于睡虎地M4木牍、里耶牍背面那样的草率书写，于是有了不同于睡虎地M11简的各种变化，比如字势大幅度右向倾倚、字势开张、长尾笔增多、重笔增多等等。
2.睡虎地简短促内缩的点线组构起来的单字，往往字内部点线密集，字的张力感总是指向字的内部而不是字外，《为吏之道》、《法律问答》、《秦律十八种》、《封诊式》等篇在这方面都很典型。晚于睡虎地简数十年的沅陵虎溪山M1西汉简（书写时间不晚于前162年），虽仍然上承秦文内缩型字势，然而夺人眼目的众多波磔笔呈横向拓张状，其气息大异于睡虎地简那样的紧缩之势了。对比睡虎地《日书》和虎溪山《日书》，可以体验到几十年间字形的迅猛变化。（图2-28）
3.圈围式、包裹式字形。这是秦隶一大特征，往往以某一笔画将整字从右侧围裹、左向环围，这种结构特征加重了单字的封闭感。但睡虎地简包裹式字形远不如里耶牍多，或许因为里耶牍字形过长（也有一些长线逸出字廓）、多做围裹以收揽字势？或许睡虎地简字形正方、平扁居多而无必要大范围做包裹状？
4.弧形线（段）的内缩效应，即位于字的右部、右下部、下部的“）”形线段，也加助了字势向中宫内收的趋向。如“有”之“月”，“可”之“亅”，“将”之“寸”，“柄”之“冂”，“贱”之“戈”，以及“心”、“巳”、“忄”、“勿”、“口”、“止”等部首，常含弧式线段。
与睡虎地十一号墓同墓地的睡虎地四号秦墓，出土了两枚木牍，一枚长23.4厘米，一枚残长17.3厘米，牍两面均墨书文字，是最早的家书实物，书者为黑夫和惊，叙述了他们从军到淮阳一带的情况。（图2-29）写信时间当为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两枚牍文写得比较草率，可归纳为三个特点：
一是字势攲侧，大都右向倾斜，这是时文速写时形成的字势特征之一；
二是字形多呈纵长形，书写不太在乎正体（如睡虎地M11诸简那样）工谨内敛的格套，而显得放纵开张，以致一些尾笔朝右下方拉长许多；
三是简省笔、连笔多，如“辵”旁简作“
”，“工”旁简化为“
”等等。杨宗兵《秦文字“草化”研究》归纳秦文字草化方式，其中有“粘合”与“连写”结合，有“连写”与“牵丝”结合。前者以“辵”旁演作“
”、“辶”为代表，起初源于“辵”部件“止”的草写，之后为“止”的草写形体与上面“彳”发生粘合与连笔书写；后者可拈出“之”字为代表，其在草率书写中牵丝相连而演变成草体“之”。
迅捷书写过程中呈现出的这一系列特征，睡虎地M4牍和里耶牍背面都同时具备，另外，向右方拱起的弧形笔也间或出现，这种情形在之后越来越多。可以想见，面世的这几例不算多的秦草写简牍，代表着当时使用频度极高的写法，类似二十世纪钢笔行（楷）书般充斥社会各阶层各角落。这些草率的字迹也让我们依稀望见了西汉草写简牍的前景，如裘锡圭先生所说的：“这类草率写法作为隶书俗体的一部分，为汉代人所继续使用，并成为草书形成的基础。”
1986年6月至9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天水市放马滩发掘了14座秦汉墓，其中13座秦墓、1座汉墓。1号秦墓出土木板地图7幅、竹简460枚。竹简大多保存完整，字迹清晰，每简最多43字，一般在25至40字间。每简书一条内容，至一章写完，若有空余再写不同章节时，其间以圆点或竖道分开。如有转行，必写于邻近简的空余处。竹简内容分《日书》和《墓主记》两部分。《日书》分甲乙两种，内容大体与睡虎地《日书》相近。《墓主记》叙述了一个名叫“丹”的人的故事，丹应为M1墓主。按《墓主记》断代，该记写于秦王政八年（前239年）。《日书》简应书于此前。根据竹简内容，可知墓主生前是一名军人，曾参加过战争，后因杀人犯罪而受刑，可能因此被流放到放马滩。
放马滩《日书》甲种凡73枚，简长27.5厘米、宽0.7厘米、厚0.2厘米。（图2-30、图2-31）与其他面世秦简牍墨迹相较，天水放马滩M1秦简《日书》甲种显得相当另类，书写风格异于秦简牍主流式样，这种另类表现在：a.粗圆头、细尖尾的笔画；b.曲弧势笔画居主导地拉；c.大开大阖的结构；d.不显波势；e.与晋系等东方手写体有相似处。
1.圆头尖尾状笔画
放马滩《日书》甲种笔画一大特色是起笔粗圆、收笔锐利细尖。起笔点仍是逆锋裹毫入笔，但这一动作被极大地夸张，施加笔力并略做停驻，以致形成粗大的圆头，如此夸张动作在秦隶里亦不多见。楚简墨书起笔亦有重笔处，但往往呈三角形——这是楚书不太讲究藏锋起笔所致。《日书》甲种起笔处显眼的圆头让人想起晋盟书，像温县盟书中即有大量类似粗重的圆头起笔法。粗头细尾的点画是六国手写体传统笔触，因而研究者指出甲种本的许多笔画属典型的古文蝌蚪笔法。其实这类重头轻尾、钉形笔画可溯源至商、西周，它是商周以来俗书手写体的传统写法之一，至东周时，东方各国大体上仍在沿用着这种古老技法，而东周时的秦国手写体里该种写法并不明显，基本由秦系个性写法取而代之。（详见第四章）像放马滩《日书》甲种如此显眼、夸张的重头轻尾笔触，在秦简中应是少数。《日书》甲某些偏旁及字形的俗省和变形也和秦文相异。因而研究者认为书者可能是三晋旧民，入秦后转学秦文，但没有完全脱去旧有的书写习惯，形成这种秦晋书风交融的风格。《日书》甲种的曲笔并无晋盟书线条的扭动感，仅是单纯的弧线，这和楚简书的弧笔倒近似。（图2-32）秦系手写体由于含蓄行笔的习惯，即便吸纳他国书写技术，也将之消化糅入本土传统写法里，像放马滩《日书》甲种这般，重起笔就一律做圆润状而非尖峭棱角形。在秦国腹地，这样的融合、饰改就更自然了。该简为竹质，着墨基本不洇渗（不像缣帛等材质），起笔之圆头状笔触应为厾写而非渗化所致，乃书者有意识为之。
2.弧曲势为主，结构上的秦文依据
秦隶并非不擅曲势线，但秦隶的曲势线给人以“方直势”的感觉，我们称之为“方势曲线”，它们多呈“”、“”状，而楚及各国俗体的曲势线则以纯圆弧形“）”示人。在睡虎地、里耶、王家台、周家台、龙岗及早些时候的青川这些简牍中，弧势笔画基本以“方势曲线”呈现。天水放马滩M1《日书》甲种却显出异于秦文字常规的线型：各个方向的“）”形纯弧线居于统治地位。
如前所述，不管是东方移民抑或当地秦人所书，放马滩《日书》甲种糅进大量他国写法的判断应该是不错的。钉头鼠尾之类笔法属延传有序的技巧，东方及东南诸国在这种写法上大同小异，但像晋盟书中那种摆动或笔末回弯的线条却并非主流，主流（曲势线）应该是“）”形纯弧线，换言之，大多数曲势线并不抖曲飘动。我们从甲骨上的手书墨迹、安阳铁西刘家庄殷墓朱书玉片、洛阳北窑兵器墨书、中山王墓玉片墨书等早期笔书字迹上，看到的均是并不曲摆的、颇富劲力感的弧势线；郭店、九店、包山等楚简也多作“）”形纯弧线。放马滩《日书》甲种对于东土手写体样式主要取用两点（都是点画线型方面的）—一是曲势线，一是粗头尖尾状笔画，而在字的构形及部件组合方面则大体本于秦文规式。其实简单对照一下放马滩《日书》甲、乙两种就可看出它们在结字构架上没有太多不同，组字构形都相当简约，很大程度地摆脱了篆文构形范式，这点上放马滩《日书》甲、乙种甚至不比南方的睡虎地、龙岗简“落后”，虽然放马滩《日书》甲种书写时间可能更早些。
仔细对比一下部件、笔画、笔顺细节，能进一步明确甲种本的秦文结构本质。如“口”，楚简作两笔（三晋亦作此法）“
”，放马滩《日书》甲种写作三笔；“日”各国虽均作三笔，但组构方式不同，楚晋系多为“
”，放马滩《日书》甲则为“
”；又如“中”，楚简作“
”、“
”等，放马滩《日书》甲则作“
”。放马滩《日书》甲种的组字构形与其他秦简牍没有多大差异，但与晋、楚等东方写法差异却很大。可见他国风格阑入《日书》甲，仅体现在笔画上而非构字层面，或者可以理解为，放马滩《日书》甲种是以三晋笔法写秦文之形。
3.曲弧线式与草写意味
放马滩《日书》甲种的曲弧线型又类似于汉简中的草写弧势线，如其中“宀”、“可”、“口”、“日”、“子”、“中”、“申”等的写法与汉简相近。可以推断，战国以上日常俗体中的草写弧势笔画一直存在着—虽然少有更早墨迹佐证之—因为我们无法怀疑始终伴随日常书写的草写（快写）的存在。就隶变角度看，舍曲就方乃隶变进程中解散篆构的一个方向，但这不意味着隶变中的任何曲圆笔势都有悖于隶变趋势，字体演进、特别是世俗手写体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在结构约省、笔势渐趋方直的大趋势中，也始终留存有弧势曲笔，它更多地体现在潦草书写中，从原理上讲，书写曲势弧形线总会更便捷一些。隶变初、中期，即大约战国到秦汉之交这段时期，隶变所要求的从方就直、分解篆构，与俗体快写中自然存在的弧曲型写法相碰撞，这样的矛盾在里耶木牍背面潦草字迹中、在龙岗简中、在放马滩《日书》甲种中，都能够或多或少地显现出来。这种碰撞抑或生发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新因子，可能对新体的塑成有所启迪，也可能约略显露出未来新式草书体的晨光……就放马滩《日书》甲种而言，其弧势笔画既有对秦传统快写曲势线的承接，又参入较多他国曲势笔意。从字迹风格看，甲种本中曲势线条大大多于同期秦隶，故而显出颇为另类的情调。
基于快写而形成的曲弧线式古往今来一直延续着，至西汉时，它似乎被猛然间加重了分量，成为形成草书的重要因素，后世的草书当然有理由上溯到战国乃至更久远的时代去寻觅源头。“天水秦简中的草写字，为我们研究书体发展脉络，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即在隶书产生的同时就孕育有后来草书的胚胎，最初的草书不是楷书草化的结果，最起码有一些字形的偏旁是同隶书一样源于篆书和秦隶的。”放马滩《日书》甲种快捷书写形成的一些弧势线段，给人一种“超前”的印象，同样是古隶草写，放马滩《日书》甲种比龙岗简、睡虎地M4牍，甚至比里耶牍的潦草书写更富于未来草书意味，比如以下单字：啬、定、平、言、治、安、食、中、日、申等。（图2-33）
放马滩《日书》乙种凡379枚，简长23厘米，宽0.6厘米，厚0.2厘米，按内容分20章，有7种与放马滩《日书》甲种相同。（图2-34、图2-35）
墨迹风格上，放马滩《日书》乙种和睡虎地《日书》乙种有些近似，当时某种相类的写法或风格应该不止一例。隶变是那一段历史时期内一种普遍的社会性书刻现象，当然，隶变大背景下的书写模式肯定不是单一的，而是各种写法并存。如果做一下推想，或可以认为秦国至秦代时，几种代表性的、被普遍认同的书写法成为“流行体”。到目前为止出土的秦简牍墨书虽只是冰山一角（就当时或地下海量简牍而言），却已经展示出多姿多彩的书写面貌和风格，有人认为秦文手写体风格式样单一，事实并非如此，就各国之间的对比看，秦简牍在书写风格上不见得比楚文或他国文字单调多少。放马滩《日书》乙种一路、睡虎地《秦律十八种》一路也许就是战国后期到秦汉多种“流行”（秦隶）写法中的几种。比较一下放马滩《日书》乙种和睡虎地《日书》乙种：后者较前者多些重按捺笔及某些波势；前者笔画粗细更匀一，收笔处皆圆润含蓄，尖锋收笔体现在一些短小笔画上，以左下方拉出的短撇（点）为主，如“为”、“必”、“参”等字；睡虎地《日书》乙种横画常做下弯状，且呈明显的左粗右细型；放马滩《日书》乙种横画却是向上拱起，笔画十分润泽圆朴，“三”、“正”、“可”等字可为代表。
放马滩《日书》乙种点线仍多少留有篆书点画遗痕，其起笔基本为全逆式回锋法，收笔处蓄锋而不显毫芒，线条润厚而扎实，没有什么粗细变化，通篇点线的润泽度、厚重感着实惊人。与其说放马滩《日书》乙种的书写者有着高超的笔毫驾驭能力，不如说周至秦篆文（俗体）悠久的传统仍熏染着战国末期的秦人。不过，在战国末期书刻的大环境下，手书体拥有了许多新倾向与新格，而不再是一味的篆书传承了。
虽然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或多或少、或隐或现的篆书笔意在隶变进程中一直存有，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成分大大减少，至东汉手书体中已消失殆尽。然而，在古代书法历史长河里，那种远古的笔意与气息似乎总在诱后人追寻，先是篆法，后是隶书笔意，又被解读为“古质”、“朴茂”等意象。六朝人开始追溯篆书笔意，唐以后人们上求篆隶笔意，甚至明清到今天还一直为人津津乐道。张启亚谈到隶变时说，早期的隶书，大都以“篆”笔写“隶”，古隶字形和用笔的篆意，在秦简和西汉简牍中都未绝迹；尽管字形、笔画上有某些“篆”意，但篆文固有的结构都已被肢解。放马滩《日书》乙种就可以看作以“篆”笔写“隶”的代表，此外，睡虎地《日书》乙种、里耶牍文，以及下面提到的张家山M247《蓋庐》简书等等，均为这种风格。夸张一些讲，上面举出的这几种墨迹即是篆书的笔法、隶书的结构，或可说，它们的点画本身显得相当“保守”，而组字构形上却相当“超前”。这种风格或许是那一时期代表性的一路写法或风格。这一路写法以外，大量的简牍（包括两汉）中，篆构篆意其实都或多或少地遗留在点画细节中。
与放马滩《日书》乙种书风颇为接近的是张家山西汉墓M247出土的《蓋庐》简书。放马滩《日书》乙种与西汉初年的《蓋庐》在点画形态、字结构等方面都很像，不同的是，《蓋庐》字径大小不如放马滩《日书》乙种均匀，字的组构上不如“放简”成熟老到、显得松散些，一些向下的弧势笔长于“放简”，并加重了捺笔。张家山M247墓葬年代约在吕后至文帝前，从张家山《蓋庐》简风格看，其书写在吕后二年（前186年，大约是M247《二年律令》抄写时间）之前较长一段时间，也许在秦汉之交或更早。放马滩《日书》乙种系墓主抄于“放日甲种本”。相距千里，且未必书于相近的时间，两种简风却如此相近，放马滩《日书》乙种本、张家山《蓋庐》这样的写法彰显着秦国古老手写体传统的延续，它是秦隶中的代表样式，但并非唯一样式。（图2-36）
放马滩M1还出土了7幅地图，均绘在四块松木板上，木板尺寸基本相同：木板长均为26.8厘米、宽15至18.1厘米不等、厚约1厘米。其中三块两面绘图，一块单面绘图。以墨线绘出山、水系、沟溪、关隘等，并以墨字标注名称等。它们是战国晚期秦国所属邽县（今天水市北道区及东部一带）行政区域及地形图。
从地图上的标记墨字看，这些字迹与同墓《日书》甲乙两种风格不相类，当出于不同人之手。地图标记文字点画都很短粗，笔画能省就省、能简就简，写得不太工整，有草率粗放之意；结体上比M1出土的简文还要约省简洁；笔画时出波势；字径略大于《日书》、《墓主记》。标记书者的书写功夫不算太好，点画质量不及简文。那时人们不以写简牍那样的小字为难事，三四毫米见方的小字于当时大约是最常见、最常用的，写较大字的机会应少于写小字的机会。字规整与否，不在字径大小，多取决于文本用途及书写态度等因素。（图2-37）
地图上的标识文字虽然粗率和不经意，但其点画用笔却比同墓的《日书》、《墓主记》显得隶意盎然。M1这些墨书至少出于三人手笔，除去甲种本书写时间可能较早外，乙种本、墓主记、地图标识文字书写时间相差不会过长，然而它们既有风格差异，也有隶书成分含量的差别。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像M1木板地图一类日常什物上的手写体并非罕用，字体或大或小，书写或正或草，风格纷繁多样，其中所含隶变之情形也很复杂。当然，那时书写材料的大宗肯定是简牍帛类。以上一些差异性再次说明同地域、同时期隶变进度上的参差不齐，这种状况也提醒我们，这些横向的差异性不足以作为判别书迹时代先后的依据。
1989年湖北省云梦龙岗地区的6号秦墓出土一百五十余枚竹简和一枚木牍。这批竹简完整者长28厘米，比通常的竹简略长些。同时发现的一枚木牍也较其他木牍大些，长达36.5厘米，牍文书写较工整。龙岗简内容主要是围绕“禁苑”的秦代法律，墓主“辟死”是一位管理禁苑的职员。（图2-38）
龙岗M6竹简、木牍墨迹风格不同，简、牍应分别出自两人之手。
胡平生、李天虹《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分析龙岗秦简时指出它在书法上的三个特点：
一是笔画自左至右向下倾斜，与睡虎地秦简部分简文（如《编年记》）笔画自左至右向上攲斜，恰成鲜明对照。二是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篆书的结构与笔意，表现出较多的隶书风格，如横书起笔重顿，收笔轻轻挑出，是蚕头雁尾之象，捺笔多饱满遒劲，饶有波澜意韵。三是字形较长大，用笔简率圆熟，笔法流畅自由，不少写法颇具草意。
较中肯地归纳了龙岗秦简墨书风格。我们具体讨论一下龙岗秦简书写特色：
龙岗秦简显现着书写风格上的统一性，显然出于一人手笔。风格一致体现在：点画形态、笔触上的一致；单字构形一致；书写速率一致；行款格式一致。考察龙岗简书法特征应与两点密切结合，一是龙岗简书写速度较快，二是龙岗简书写时间略晚于睡虎地简和里耶牍。
龙岗简并不刻意显耀某种笔法、笔触，而是讲究各类写法的融通、糅合，书写比较自然，是一种快速书写状态下综合运用技巧的实例。龙岗简不像里耶牍背面那样因写得过快而导致过分潦草，而是类似今天钢笔行书记事一样，在保持基本工整、易识前提下提高书写速度，此外不再多求其他。因此一切笔法上的、技术上的特点都是自然而然显露出的，这种特点从长尾笔、线条讫点用锋等细节上可以看出来。
龙岗简有方笔曲势之特色。方笔主要指点线本身，在既要保持相对工整、又须迅捷书写的要求下，许多正体使用的行笔动作被简化，像起笔时的裹锋逆入就简省为半逆锋或顺锋切入，以致形成起笔处的棱角状，这在其他秦简牍以及他国俗书迅疾书写中也能见到，但龙岗简这类棱头尖尾的笔画总是平直而非弯曲的，这种直平感归属秦文传统。龙岗简的曲势指字结构上仍含有曲圆形态，一部分属篆法传承，一部分则是出于约省、快写的需求。因迅捷书写而形成的弧曲结构或多或少导引着汉简草写的新模式—这与里耶牍背面草写情形一样，这一模式后来有了普遍性意义。龙岗简的曲势结构集中在最易显现曲势笔画的部件上，如“皿、日、口、目、寸、而、及、卩、止、宀、罓”等等。
线段内部有了一些粗细变化，不仅仅指粗头尖尾那种传统写法，也不止于像睡虎地简那种波势笔画，还指其他笔画行进中微妙的笔道变化，这可能是在并不明显的提按中形成的。竖画笔道变化尤其大。另外，龙岗简中有不少直下的末笔长垂，这些长垂呈现了几种写法：
a.粗细均匀类，分出锋和不出锋两种；
b.收笔现磔角类，如多次出现的“甲”字；
c.收笔若矛尖类，笔末加重后又提笔出锋，如简86“事”字。
竖画起点呈方棱笔触的也不少，如简103之“牛”、“所”、“它”等字。葛承雍《书法与文化十讲》中分析道：汉初简牍出于实用目的，将秦隶中书写较为简略的字体吸收过来，在笔法上进行革新，承袭了中锋运笔并赋予新的内容，改原来的行笔平稳为轻重相间，改单一的藏锋回锋为藏露两法并用。汉隶多用方笔，行笔有轻重缓急之分，细粗顿挫兼而有之。龙岗简、周家台简《病方及其他》等即少量地拥有这样的线质变化，用锋也不那么单调。就秦隶而言，“新变化”似乎只有在较为快速的书写时才能出现。（图2-39）
龙岗简字结构进一步约省简化，接近于西汉前期简牍字结构。将龙岗简与江陵高台西汉墓M18简（前173年）、张家山西汉简（约前186年）之《二年律令》、《秦谳书》、银雀山M1西汉墓之《六韬》、《守法令十三篇》等西汉早期古隶比较一下，可以看出笔法上、特别是结构上的相近处。在结构的简约上，龙岗简要超出里耶牍不少，甚至也简于睡虎地部分文字。
围裹式组字方式的减少也是龙岗简结构“进步”的一种体现，如代表性的围裹部件“宀”之右长臂大大缩短，极少揽包其下部分，篆意被进一步消解。龙岗简结构的另一特点是对弧曲尾笔、直垂尾笔的夸张，左右斜下方45度的长弧笔和正下方垂笔显出了愈来愈重要的地位—这种尾笔夸饰倾向在秦代草写中凸显出来，并在西汉前期达到高潮。
龙岗简一大特色是所有字均左高右低、大幅度向右下方倾倒，许多横势画甚至拉斜至右下45度“╲”，横、直画几乎交叉成“×”状。倾斜的字如“勿”作“
”，“不”作“
”，另如简190之“石”，简182三字，简181数字，简172数字，简151之“皆”、“座”等等。
沃兴华谈到简牍文字斜攲问题时指出，由于生理原因，汉字横画的书写，若强调用腕，会左低右高，若强调用指，则相反；强调用指，字右部折笔易连成一条左旋的弧线。重视用指的写法在西汉文帝至武帝时期非常流行。事实上，用指法不止起自西汉前期，它是与执简册书写的方式相伴随的，左手执简右手执笔书写、又是极小的字径，也只能运使指力了，汉魏以前手写体主要以运指为主。独运指力且快速书写方能形成倾斜的字态，若不考虑简片空间节省问题，这种倾斜而纵长的字形应该是省力又便捷的书写方式。当然，整个字的倾斜与否还与个人书写习惯有关，并非强调用指字就一定倾斜，但草体简牍中，字右部大量的左旋弧势线肯定是用指的结果。
大幅度倾斜并未打破秦系文字原有的平行线式结构，即便横势画已向右下斜倒至45度，同向笔画亦基本平行，其他非右向斜倒笔画也各做平行列置。后来的成熟汉隶乃至再后来的楷书，其点画平行列置的倾向是主导性的。秦系文字结构上的这一传统组构方式，在隶变过程里具有重要意义。（图2-40）
秦简牍中字势明显右倾者以龙岗简最集中、最具代表性，此外还有睡虎地M4木牍、睡虎地M11简《封诊式》、《编年记》（左、右斜两种）、里耶部分牍背面等。西汉初简牍中有银雀山简《守法令十三篇》、《六韬》，马王堆《遣策》牍、《杂禁方》等。无论在攲侧还是书写风格上，龙岗秦简与西汉初《六韬》、《守法令十三篇》都颇相近。（图2-41）
龙岗秦简的构字技巧、书写功夫乃至点线质量可能逊于睡虎地大部分简文，但龙岗简有一特征特别鲜明，那就是通篇笔势、格调上的一致性。虽然单字个个独立，却字字笔势相承，每一枚简内字间相呼应，感觉气势一泻而下，少有阻隔感，亦即说，龙岗简纵向连贯感较强。如比较完整、字数较多的简片：1、4、18、34、39、59、60、85、104、119、149等号简，观者可以感受到字间不错的承接性。这种“势”的贯通大约源于三方面：
一是点画笔触形象始终统一；
二是平行线结构；
三是较快速的书写自然形成的“动势”引发了字间承续意味—这种连续性又得之于字内的平行线式列置，因为像楚简那种“紊乱”的线式排列结构，即便快速书写也难以实现字间的“贯通性”。
睡虎地《秦律杂抄》简也拥有纵向字间的内在连贯意味，但由于《秦律杂抄》是一丝不苟的规整正体，不具备上面三点中的最后一点、即速写特征，其纵向连贯因素就少于龙岗简。睡虎地《秦律十八种》是另种情况：该作同样拥有上面三点中的前两点、即笔触统一和平行线结构，然而《秦律十八种》含有大量的新笔法因素—波势和磔角，这些醒目的磔角多做右下斜向、横向列置，它们明显阻碍着（纵向）字与字间可能生成的连续性，因而《秦律十八种》的纵向贯通感竟逊于《秦律杂抄》，更不及龙岗简。《秦律十八种》这一情形在许多较规整的秦隶、汉隶中普遍存在，成熟八分横向拓展之势又使之“雪上加霜”。纵向贯通性只有在草体简牍中才得以相当程度地实现，西汉中后期成熟的章草中，出现了大量曲弧势笔画（特别在单字右部），虽仍单字独立却含有较好的连续性了，但普遍内收的字势仍影响字间的通接。真正实现纵向连贯，还有待今草、行书来完成。
龙岗M6还出土木牍一枚，牍长36.5厘米，宽3.2厘米，厚0.5厘米，两面书字，正面两行35字，背面3字，字迹较清晰，内容为：
鞫之：辟死，论不当为城旦。吏论：失者，已坐以论。九月丙申，沙羡丞甲、史丙，免辟死为庶人。令自尚也。
关于牍文性质，有三种意见，李学勤先生认为是一条案例，隐去了有关人物的真名，木牍和该墓其他竹简一样，都是墓主生前使用的法律文书，其内容与墓主没有关系。第二种意见认为木牍乃法庭（对墓主）判决书之类的公文。第三种意见，《龙岗秦简》一书认为该牍并非真正的司法文书，应该是编造出来以敷衍阴间地府、助死者解脱的文字，类似告地书，“辟死去世时，不甘以刑徒身份到阴间继续受苦，他的友人为他编造了乞鞫、免罪文书，‘恢复’他的‘庶人’身份，使他‘重获’自由，满足了他的心愿……”我们认为该牍应该属于告地书类文字，其理由：一是从书写上看，牍文与简文绝非一人手笔，简文很有可能出自墓主之手，牍文则不是；二是该牍置于墓主腹部，与那些竹简不处同一区域，又是墓内唯一一件牍片，似不像墓主生前所用法律文书（如那些竹简），这件木牍有着标明墓主身份及相关信息的意义；三是如专家考释解读的，该牍文语句简率粗俗，不合于秦法律文书格式，由（沙羡）县“丞”“史”做出“终审”也不合于当时司法程序。要之，该木牍既非墓主生前使用的司法文书，亦非法庭对墓主的判决书，而应该是一件杜撰的“免罪文书”、是告地书。
该牍书写比同墓简文规整了许多，俨然时书正体，也比简书多了几许篆意。牍文线条粗细均一，圆润平滑，起笔、收笔处都较含蓄，不轻易出锋芒。结构上曲势较多，字势不像睡虎地简那样过于内缩以致显现出压抑感。结字显得比较疏朗、开张，一部分点画外伸态势明显，比如“死”、“史”、“人”、“丞”、“也”的斜向长笔以及“旦”、“令”的横向和纵向长笔。第二行“史”、“死”的斜长画甚至插入邻行中。这些拉长的弧势笔既令单字情态生动，也使整牍的行款布局产生了变化。该牍文点画不如同墓简文变化多，拉长笔也不具有简书的几种收笔形态，可谓波挑不惊，但拉长笔已是书者运笔过程中的一个着力点和关键点，“史”、“死”等字的斜向末笔长度超出本字一倍以上，这在之前的简册（单枚简过窄）里当然无法实现，里耶J1（8）154牍背面之“邮人”、“行”斜长尾笔也做类似夸饰。书写面积较大的木牍为这类笔画的施展提供了空间。丛文俊谈到此类超长笔画的积极意义时说：“隶变中这种超长笔画的出现，对改造古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冲击；对诱发人们向新的审美感受方面不断探索，也是很有价值的积极因素；对此后隶、草二体的分途发展，确立草书的字形格局，还是重要的基础。”
该牍文字也是秦隶墨书中字径最大的作品之一，以牍宽3.2厘米、书两行35字算，字径约在1厘米以上，而竹简宽一般在0.4至0.7厘米间，该牍字径约比一般简文大两倍以上。只有里耶、周家台简牍中少量的字径可与之比肩。（图2-42）
1980年，四川省考古工作者在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发掘了第50号战国秦墓，出土木牍两枚，一件残损过甚，无法卒读，另一件木牍（M50：16）保存较好，字迹可辨。该牍长46厘米，宽2.5厘米，厚0.4厘米，两面书字。正面121字，为秦武王命丞相甘茂等修订的《为田律》命书及相关记事，主要记有更修田律，律令内容，修改封疆，修道治浍，筑堤修桥，疏通河道等六件事；牍背面记载不除道日干支。按牍文内容所示，该牍正面当出自秦武王二年、即公元前309年，早于秦统一全国88年；牍背面记“四年十二月”，牍背当书于此时。该墓时间约在公元前306年。
书于公元前4世纪末的青川秦国木牍被认为是战国中期隶变进程之重要实物，也被作为隶变前期的重要墨迹，因战国末期之前的秦简牍至今只出土青川牍一例，青川牍就显得弥足珍贵。或许青川牍墨迹即是当时典型的书写风格，或许它并不一定代表那时的主流写法、而是另类的、个性的，不管怎样，我们目前只能就这件战国中期唯一的秦系木牍书迹进行分析、判断。（图2-43）
和战国末期到秦代那几批秦简牍相比较，青川木牍的篆意浓得多，正面一百余字中，篆意主导的字不少于全篇的70%，如“酉”、“命”、“丞”、“更”、“袤”、“千”等等；饶有隶意新格的字有“朔”、“道”、“正”、“波”、“草”、“四”等字。一些字的篆意颇浓，主要体现在它们的结构方式和曲势点线上。承袭篆构的如“千”、“更”、“为”、“行”等等，恪守篆式曲线的如“日”、“田”、“离”、“败”以及“下”、“命”之竖画等等。然而，本于实用和便捷的书写观念—这样的观念在青川木牍之前一直存有—已经悄然地、持续地改变着写法，也改变着字的构形，这主要体现在隶变早期的一些特征上，如研究者所说的，在改变着笔画方向、笔顺、笔画连接方式等，部分字形或偏旁也发生着省并之类的简化。比如青川牍上的“大”字，由于快写的需要，四笔简为三笔，前两笔顺势连接成为一笔；“道”的起首数画产生了笔顺及连接上的变异，走之旁较正规篆文也有了相当大的变形，已属放马滩、云梦秦简写法的先声了；“波”、“津”的水旁作三点水，其他点画亦较为平直，整个字也颇扁平了；三个“之”写法不同、面貌各异，虽并非有意做异，但可见当时手写体不拘格式所表现出的一字异态，三个“之”的三条横画都以迅捷笔势扫出，隶书形态昭然；牍中列的“正”字以及“一”、“二”、“三”、“其”等字的横画也展现了类似的笔致。偏旁、部首省并或化曲为直的字有“相”、“称”、“步”、“疆”、“而”等。有人分析该牍所含隶意时说，“十”字与金文不类，而作横竖二画相等，与先秦文字之“七”相混，而与汉隶之“十”相同；牍上“草”字当为民间通行字形。
就文字构成来看，隶书具有典型的符号化特征，篆书始终含有象形因素。侯学书在《秦隶书的成熟形态》一文中认为，秦篆书与秦隶书的主要区别，从根本性质上讲，只有关键一点，即文字构成形式不同，无论大小篆，单字的零部件等都有着一定的象形性，而隶书则基本抽象化为符号。青川牍文中隶书因素含量虽不能比肩于里耶、睡虎地等秦简牍，但分解、支离篆构的倾向已较明显。
从书写起笔细节考察：半逆式起笔显现在青川牍许多单字中，如“一”、“二”、“三”、“王”、“正”、“之”、“不”、“百”等字，它们的横势画作逆笔落锋再折向右方行进，这让人联想起成熟汉隶横画迅捷书写时的起笔法，但青川牍这类笔触看上去像是有意为之，因为该牍并非典型的草写型墨书，这些入笔时的“附加笔画”并不含有连接上一字的可能，这一起笔时的带入动作其实与放马滩《日书》甲种横画之起笔“圆头”一样，含有夸张成分。青川牍这些足以吸引眼球的横画仍属传统的钉头鼠尾（重头细尾）形笔触—这样的写法不仅属于六国，亦是秦系手写体的传统，其实，青川牍中的“大”、“桥”、“其”、“草”、“可”等字的横画，与上述那些明显的半逆式起笔的横画属于相同的（粗头细尾）写法。（图2-44）
青川牍谈不上有什么章法布局上的特点或讲究，但单字形态显得多种多样，字外廓有正方、横扁、纵长几种式样，以方形及横扁者为多。同期及早些时候的手书体，楚简字形字径一般比较均匀，反差不大，但字外廓形状远多于秦文，温县盟书则有字径大小的对比，倒是秦国及他国一些草率的刻款文字显得大小错落。青川牍的书者称不上书写高手，这样一份《为田律》命书，意欲做工整之书，却未得之，因而某些变化或错落感不能看作是有意识追求；另外青川牍在结字上也似乎不那么游刃有余，所以，其字形字廓的“多样”实是不得已，战国末期部分简牍墨迹中也存在这种情况。据此我们也可做另一个方向的推测：青川牍的书写技术不太高超，或者还不能很好地掌握新的写法（指秦系书写规则或含有隶书笔意的写法，而仍推崇着“保守”的、富含较多篆意的写法），这导致了其笔下的“隶书因素”并不充分。换句话说，青川牍可能是另类的，青川牍所处的时代，主流俗书手写体所含隶变成分或许远多于我们眼前的青川木牍。
青川牍背面字迹不很清晰，但不像是牍正面书者所写，亦非同期所书。背面数字的点画起笔多尖锋直入，而不是逆入平出，与正面起笔法不同，“不”、“除”等字的写法也不一致。有研究者指出青川牍有楚人影响的痕迹，如果有，也不在牍正面，而体现在背面部分字的笔画上。
1993年3月，湖北江陵王家台十五号秦墓出土了八百余枚竹简，竹简保存情况较差，简宽0.7～1.1厘米，整简的长度分为两种，一种长45厘米，另一种长23厘米，简文为墨书，均书于篾黄面。竹简内容大致分为五类：《归藏》、《效律》、《政事之常》、《日书》、《灾异占》。其中，《日书》和《效律》大部分与睡虎地秦简相同；《灾异占》讲天变灾异与人间祸福、国家存亡之间的关系；《政事之常》与睡虎地简《为吏之道》部分相同；《归藏》则为亡佚已久的易书，价值巨大。据分析，王家台M15相对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278年，下限不晚于秦代。
《文物》杂志1995年第1期发掘简报中发表了7片竹简，此外未见另有图片发表，因此无法依据墨迹进行书法层面的判断。就已发表的7枚简文看，非一人所书，风格并不单一，《日书》字迹较密集且率意，《效律》则相当规整，字间宽疏，《灾异占》简文排布有疏有密，乃较草率的写法。王明钦将王家台简文写法分为三种：一种是形体较古的《归藏》，接近楚简书；一种以《日书》、《效律》、《政事之常》为代表的秦隶，与睡虎地简书风格一致；一种以《灾异占》为代表，使用比较规范的小篆。简文中还使用了大量的异体字、通假字。不过，运用“比较规范的小篆”有待商榷，可能是将篆书笔法、新（隶）体结构的形态与真正意义的小篆混为一谈，从出土简牍看，极少有规范小篆的身影，在那一时期、即战国中后期到秦代，这样的“小篆”恐怕极少出现在简牍书这种日常书写中。（图2-45）
1993年出土的关沮周家台秦简牍应为多人书写，第一、二组即《历谱》、《日书》墨迹可分为四种风格：《历谱》简1至64为一种；《历谱》简69至119，二世元年木牍正面，《日书》简245至257等为一种；《日书》简131至154为一种；《日书》简187至244为一种。第三组《病方及其他》诸简的墨书面貌更为多样。
1.《历谱》与《日书》
《历谱》墨书简1至64主要特征之一是众多引人注目的波势笔画，集中在“乙”、“邮”、“戊”、“戌”、“寅”、“亥”、“邑”等字中，表现为右下斜向的弧笔大多夸饰为厚重的收笔动作、并于讫点提锋，磔角形象初具规模。一些主横画向上弯曲，已显蚕头雁尾之态，但并未做横向伸展，如“壬”、“辛”、“午”、“平”等字。《历谱》也是典型的全逆式起笔，横势画起点圆头重笔特征明显；点画的讫点均温和收锋，不做尖利出锋。这样的起讫法以及处处朴厚温润的笔画，正是秦隶正体代表形态之一。
《日书》简131至154虽然出于另一人之手，含蓄、可爱的字态仍颇似《历谱》前段，但《日书》该段简文字径大于《历谱》，每字都尽力向字外廓扩充，因而字字满实；线条均匀，少有粗细的反差。该段文字的线式追求曲圆化—不仅在周家台M30诸简中，即便在其他众多秦简牍中，这种曲势圆笔也是突出的，这令人马上想到里耶牍的曲式点线。虽然点画主曲势，但《日书》简131至154墨书之结构极其精练，其简约程度甚至在隶意较浓的《日书》简187至257之上，相当程度地摆脱了篆书结构（虽然其线条仍走曲势），这点颇似睡虎地《日书》乙种简。可见古隶墨书中“隶意”的多少、隶变演进的程度，也不宜简单依据线式的曲直来判断，隶变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更是综合性的。（图2-46）
《日书》简245至257中的右下向、左下向的弧笔令人瞩目。其与众不同在于，一是往往在笔锋行进中加重笔力而显波势，二是它们写得较长，逸出本字轮廓线之外，这是早先秦国传统写法中没有的，这种加长笔势与汉初普遍的斜向大弧笔紧密承接。代表字为“说”、“恶”、“怒”、“见”、“听”、“得”等。《日书》简245至257和《历谱》后半段那些零星的字应为同一书手所作。在已面世秦简牍中，只有龙岗等简牍有类似的长弧笔写法，一个原因是，龙岗简和周家台简书写时间更晚些，有着浓重隶意的斜向长弧笔出现较多，也很自然。（图2-47）
2.二世元年牍
该牍正面墨书在风格上与《日书》简245至257、《历谱》后段等字迹相近，其点画最大特色是出锋明显，左右分出的两笔尤其尖锐，像“大”、“六”、“癸”等字；横画起笔及行笔仍保持秦文书写传统；尖笔出锋多是左向的短笔画，这和里耶牍左下向的短促尖笔极近似，不排除东土俗体写法影响的可能。该牍背面文字非一人一次书就，至少显现着三种墨迹风格，应为三人非一时书写。总之，二世元年木牍一牍之内呈示着至少四种笔迹面目，且均为当时较规范的手书正体写法。已出土秦牍中，一牍含有多种（多人）笔墨的并不太多（里耶牍有单牍含两三人字体的），其研究价值不可忽视。（图2-48）
3.《病方及其他》
《病方及其他》为多人所书，且非一时所写，墨迹风格各不相同，书写时间似早于周家台M30其他简书。从字迹风格看，简309至314是一路，简315至318及326至331、372、373是一路，简336、338至344、365等为一路（宽简），简345至354为一路，简355至360为一路，简367至371是一路等等。从书写速度看，第三组简字迹书写有快有慢、即有规整和草率之分，有趣的是，窄简写得工整严谨，宽简写得较潦草。从竹简形制看，第三组简并不匀整，简长21.7～23厘米，分宽、窄简两种，宽0.4～1厘米不等，宽简约在0.7～1厘米间，窄简约在0.4～0.6厘米间，厚0.06～0.15厘米。宽简制作上显得粗糙（书写也粗率）。以上情况表明，该组简并非一人一时所书，而是出自不同人手笔、内容不同（医药病方、祝由术、择吉避凶占卜及家事）竹简文本的汇集编册。M30发掘报告称，原编联的竹简排列并不平齐等迹象，亦说明本组简应是写完后再编联成册的，抑或是将原有的（曾编册的）的老简再次合编成册。（图2-49）
《病方及其他》简出自多人之手、来源不一的特点正是该组简书写风格多样的原因。其中窄简字小、排列紧密、书写工谨；宽简正相反：字大而疏散、写得比较草率；宽简最大的字径可达1.5厘米，一枚简上满行只书十余字；窄简字径最小的只有0.3厘米，一枚简满行可写33字。这样的话，《病方及其他》宽简大字甚至超过了龙岗M6木牍中的字径。
《病方及其他》字势体态多种多样，有平正的，也有左向或右向斜攲的，大幅度向右倾斜的是324、335号简，极似龙岗简那种斜势；简355至360笔画粗厚、收笔处不显锋角，另一些简则笔画精细、尾笔出锋芒；还有字体演化层面上的差别，比如简340至344虽简率而为，却存有很多篆构（“左”、“袤”、“繘”、“池”、“心”等字），有些字波势不显，点线短小，有些字则拉出长画并含波磔。如果说周家台《历谱》、《日书》大都属正体秦隶的话，《病方及其他》则更能代表秦代日常随意自然书写的笔迹—不仅表现为多样的点画情态，还体现在快捷的、像后来行楷或行书式的写法。总之，周家台秦简牍笔墨多样化甚至可以比肩睡虎地、里耶简牍。
表2-1 周家台M30简牍书写风格分析
1990年至1991年，湖北荆州博物馆在江陵县荆州镇扬家山发掘了不同时代墓葬一百七十八座，绝大多数属于秦汉墓葬。其中135号秦墓规模最大，保存完好。该墓出土竹简一捆共75枚，大部分保存完好。整简一般长22.9厘米、宽0.6厘米、厚0.1厘米，简文为墨书秦隶，字迹大多清晰可辨，均书于篾黄面。简文内容为遣策，详尽记载了M135的随葬物品，文字一般书写于竹简的一端，另一端无字，每支简或记一物或记二三物，字数从两字到十几字不等。该墓年代上限不超过公元前278年（秦拔郢），下限在西汉初以前。
已发表的扬家山秦简极有限，仅发掘报告中披露了三枚含字竹简，所以很难全面了解M135全部简书情况。从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竹简字迹看，书于战国末期到秦代的可能性较大，墨迹接近于睡虎地秦简《大事记》中的前部分文字，字势也向右方倾斜，字形纵长，横势画呈明显左重粗、右尖细状；点画取方笔方势，结构上方直特色浓郁，较少曲圆结构，也异于里耶牍或放马滩《日书》乙种圆润朴厚一路写法；结体也比较讲究线的平行列置。这几枚简文棱角鲜明的笔画又令人想起马王堆M1《遣策》的笔触。
关于扬家山M135的时间，也有研究者不太同意发掘报告的意见，认为此墓出土的铜、陶、漆器等，与睡虎地M11仍有一些差别，而且，已面世秦简牍中，通卷为遣策的情况极少，故认为扬家山墓年代似定为秦汉之际至西汉初年较妥当。从扬家山简文与马王堆M1《遣策》风格类似情况看，这种推测也不无道理。但目前主流观点仍暂归之秦简范围。
1986年湖北江陵岳山M36秦墓出土的两件木牍，第一件（M36：43）墨书小字密布，是单牍含字量最多的秦木牍之一；第二件牍（M36：44）残缺较多，字号大于前者，文字排列较稀松，但两牍字迹极接近，应为同一人所书写。两牍的字形一律平扁，均左向倾斜，点线笔触一致，字势比较统一。笔画粗细对比较大，方笔直势为主；横画起笔粗重，属半逆式起笔法，尾部收锋处较尖细，整个笔画（特别是横势画）左重粗右轻细，前半部分运笔有先秦手写体钉型笔画孑遗，并时常写出略下弯的波势感。点画大多短促有力，富斩钉截铁之感。总体风格上近于睡虎地《法津问答》、《编年记》等简文，横、直画间的粗细反差又类于睡虎地《日书》甲种前半部分文字。（图2-50）
扬家山和岳山秦简牍书均属方直点画、棱现芒显类秦隶，但扬家山简的书者不及岳山牍书者功力深厚，扬家山简局部笔画上更接近于西汉初期的写法。扬家山、岳山、青川等墨书简牍量小、风格单一，展示给我们的仅是秦隶俗体的几个侧面，而睡虎地、周家台、里耶等简牍因为简量较多且有众多书手的参与，呈现出秦手写体的各式风格。
（一）岳麓书院秦简概况
2007年底入藏岳麓书院的“岳麓书院秦简”，经初步整理后共有2098个编号，其中比较完整的简有1300余枚。除少量木简外（约30多个编号），大部分为竹简。简长有30厘米、27厘米、25厘米三种，简宽在0.5～0.8厘米间。从编绳情况看，分先书写后编联、先编联后缮写两种。简上墨书一般写于篾黄一面，少数篇名书于简背。简书笔迹至少显示出8种以上的不同风格，应是由多位写手书写，绝大部分笔迹为墨书秦隶。岳麓书院秦简内容大致有六类：《日志》、《为吏治官及黔首》、《梦书》、《数》、《奏谳书》、《律令杂抄》。（图2-51～54）
《日志》类似湖北荆州周家台秦简《历谱》，也是分六栏书写，该组简中的0602、0611号简背书有“（卅五）年质日”、“卅四年质日”字样。《日志》简抄写了秦始皇二十七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的月朔日干支、月大小及日干支，记事部分记写了“腾”、“爽”等人的情况。《为吏治官及黔首》的内容、书写格式颇近似于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但用语有差别。《为吏治官及黔首》、《为吏之道》的核心内容都是官吏必读的守则，应是当时流行的抄本形式，《为吏治官及黔首》抄写晚于《为吏之道》。这两篇均为四字一节的固定抄写格式，内容也大体固定，有研究者认为它们的性质是秦国至秦代专供为吏之人学习的宦学教材。《数》是关于算数的书，部分内容与湖北张家山西汉简《算数书》大致相同，是我国数学史研究中最早的文献资料。“从字体上看，全书是由一人书写的。个别字在书中出现不同写法，如‘法’与‘灋’。”《律令杂抄》中有秦律和秦令，这些律令是针对某种事件或案例所节抄的律令条文，简中抄录的秦律有：《田律》、《仓律》、《金布律》、《行书律》、《杂律》、《奉敬律》、《尉卒律》、《兴律》等十多种，这些秦律可与睡虎地简中的秦律互为补证。更有意义的是《律令杂抄》里首次出现了大量的秦令，如《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郡卒令》、《谒令》、《食官共令》、《内史户曹令》等20多种，为研究秦律令及秦法制史提供了崭新资料。《律令杂抄》出自不同写手，抄写时间不一，是岳麓书院秦简墨书风格最为丰富多样的篇章。
（二）岳麓书院秦简书法初探
1.多种墨迹风格
a.一种是比较规整的秦隶，如《日志》、《为吏治官及黔首》篇以及《律令杂抄》中的“行书律令”等章节，这些字迹大都一丝不苟，笔笔到位，字形稍显纵长、平稳端正，结构较为宽展，一部分字篆意较浓，总的风格近于周家台秦简《日书》、《历谱》以及里耶秦牍中的规范写法。
b.《梦书》、《奏谳书》篇书写不是特别工谨，结字较紧密，有醒目的长尾笔，部分字左右倾斜，部分笔画波势显露，这两篇的墨字与龙岗简、里耶部分牍相近。从弧势长尾笔看，它们应为秦代末期的作品。
c.《数》篇的单字体形最短小，笔画短促结实，字内点线非常紧凑，笔画有粗细变化；线段一般左重右轻、上重下轻，并略显提按感；字形向内紧收，点线向内扣抱之势明显；书写速度较快，单字有随意攲侧之态，磔角不显，但横画显波势。《数》篇或是当时秦隶主流写法之一，或属秦隶一种典型的区域风格，睡虎地简中也含有大量该种写法。
d.《律令杂抄》简数最多（约1000余枚，几占岳麓书院简的一半），书写风格也多种多样。整理者指出《律令杂抄》文字形体显出多元状态，呈现出多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应是不同时间由不同书手抄录的。《律令杂抄》中有工稳规范的文字（如“行书律令”等），有草率些的书写（如“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等）；有的如《数》篇那样字势内敛，极少拉长笔，有的则显耀着弧势长尾笔；有的字形端庄存留篆意，有的运笔纵意、向右下方倾斜并有笔画粗细变化。
e.岳麓书院0611号简背作为篇名的“卅四年质日”等字，是岳麓书院秦简中惟一的小篆墨书，也是目前所见秦简牍中为数极少的手书规范篆字。
2.用笔与结构
岳麓书院秦简充分体现着秦墨书用笔特色，其中一些篇章的点画甚至比睡虎地、里耶、放马滩等秦简牍更显含蓄、圆润。与其他秦简牍一样，岳麓书院秦简也是中锋主导，入笔调锋逆入后中锋行进，点线润厚持重，《日志》、《为吏治官及黔首》、《奏谳书》等篇都展示了这种写法。《律令杂抄》、《日志》等也含出锋笔画，但这些出锋笔画显得润钝而有节制。
岳麓书院秦简墨字多为扁平或正方，极力内收的字态给人谨慎、持稳、力势内蓄的感觉。如《数》篇文字以横扁为主，笔画短促、斩截，单字内点画紧凑、内缩，《数》这样的写法在睡虎地简中随处可见，如《封诊式》、《效律》、《法律问答》、《日书》甲等。
3.弧形长尾笔
岳麓书院秦简中的弧形长尾笔不少，具体单字如《律令杂抄》中“乙、令、郡、共”，《奏谳书》中“将、子、得、学”，《梦书》中“见、长、吏、衣”，《为吏治官及黔首》中“无、行”等字。这些字的末笔做拉长、加重、磔角、弧状，常向右下、左下方向伸展，由于其他笔画大都比较短促，这些拉长、含波势的笔画在全篇里就比较醒目。龙岗简、里耶牍中一些长尾笔的外伸态势较明显，岳麓书院简之长尾笔多于睡虎地简但少于龙岗简。
4.岳麓书院秦简中的小篆墨迹
岳麓书院0611号简背面有篆书题名“卅四年质日”，这是目前所见为数极少的小篆体简牍墨迹，其笔画粗细匀一、圆润劲挺、屈曲盘绕。秦统一后，以小篆为官文字正体，然而小篆体并没有在社会上得以真正推广普及，当时业已成为实用书写主流的秦隶占据了日常书写的大部分角落、甚至包括官用文字书写领域，小篆仅施用于极少数场合，如皇命诏书、石金铭刻及少数郑重场合，也零星使用于日常书写中，像岳麓书院简《日志》以篆体题写篇名以示郑重，但岳麓书院简其他篇名如“律”、“数”等都以隶体出之。另外岳麓书院简《律令杂抄》篇之“行书律令”简也含较多篆意，“行书律令”简点线弧曲，结字宽疏，字形略纵长，有些类似里耶秦牍中一部分工整的文字。里耶秦简牍中也有极少量的篆文简，但属于战国楚简文，并非秦人书；里耶J1(9)981号牍也颇具篆意，但含有楚风，属楚、秦书写方式的融合体，并不像岳麓书院0611号简那样纯正的小篆写法。岳麓书院0611号简背篆书与一些秦国（秦代）金石题铭属同一性质的写法，即小篆规范体或其草写变形，对比秦权量诏铭和岳麓书院0611号简背篆书，可看出它们同质而异态。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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