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对一地，山高水寒，林深路长，时有刀光剑影，自然适于夹坝生存。很多时候，土司对于夹坝的滋扰无可奈何，甚至有的夹坝行为还是当地一些土司组织实施或纵容指使的结果。但凡夹坝出没之地，生产力极度低下，百姓要承受物税与无偿劳役，于是，在这些地方，夹坝就成为一种相沿已久的生产方式，或者说是对生产力不足的一种补充。有清一代，川属藏区一直被夹坝四出的情形所困扰，朝廷和地方当局为此煞费苦心。阿来以文人特有的敏感和睿智，牢牢抓住了这个充满吊诡色彩的词汇，一方面借助浩繁卷帙的历史文献，在细密的史料爬梳中，逐一呈现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各权力部门对瞻对“劫盗”行为的讨伐；另一方面，又通过田野走访与神秘化的宗教思维，重构了瞻对土司一代代首领尤其是班滚、贡布郎加的传奇人生，再现了他们的“游侠”气质。阿来以鲜活的笔墨还原了历史，还原了瞻对部落的复杂与矛盾，从而统一了后来者从不同历史视角对其所形成的对立性的片面评价。

有趣的是，在长达两百余年的历史中，从清廷官兵、西部军阀、国民党军队，到西藏宗教军队乃至英国军队等等，都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到这个弹丸之地，为这块边远贫穷之地带来现代文明，也搅得这里风生水起。仅以清朝为例，历史文献表明，每一次对“夹坝”的围剿不仅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且具有合理性和正义性。为此，他们一次次调动八旗精兵远赴川西，派遣钦差大臣，可谓绞尽脑汁且又费尽时力，但结果是，面对仅万余人的瞻对部落，每一次都不得其终。

虽然阿来没有动用虚构的笔墨，再现一代代大清皇帝的尴尬和无奈，但是，清廷统治的无能和衰败，却已显露无遗。一些头脑清醒的官员，也并非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如鹿传霖就提出“改土归流”的设想，结果遭到去职；凤全想继续改革，又命丧理塘；赵尔丰胸怀“治边六策”，与西藏张荫棠、联豫励精图治，“使得藏地一改上千年的沉闷，局面焕然一新”，然而又碰上辛亥革命，最终丧命于军阀刀下。民国来了。虽有“五族共和”的口号和梦想，然而在川属藏区，清朝留下的边军，民国后新编练的川军，受英国支持的藏军，以及一些被废除的土司自行恢复的武装，大寺院自行组织的武装等等，再度使这里战事频仍。直到1932年，刘文辉部击败藏军，这片土地才渐趋平静。

1950年，解放军第十八军仅派出一个排，未经战斗就解放了整个瞻化（1916年更名为瞻化县）。这个历史上极其“生顽的铁疙瘩终于完全熔化”，两百多年的“夹坝”纠葛，从此渐渐消解。

新中国成立后，瞻化县又更名为新龙县。“现在去新龙，早上从康定机场下了飞机，驱车西经道孚县、炉霍县、甘孜县，再转而南下，大半日之内，就已抵达新龙县城了。”阿来写道。两百年前的瞻对藏民不会想到，从县城出去，乡乡都有公路相通，最远的乡也可当天往返。在酒店茶楼，远来客和当地人，讲的都是如何发展藏区，开发藏地，特别是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有趣的是，这些旅游资源，就是当年清军难以克服的险山要隘与深峡，以及那些石头垒砌、形式古雅的碉寨。当地人甚至希望从强悍民风中挖掘精神性的文化资源，以康巴来命名。可惜这一名字已被他人注册。退而求其次，他们成功注册了一个新的名字：康巴红。这个红，是康巴男人头顶上的红，也是英雄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