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的一个中午，霍华德回到基地。他刚刚执行一项使命，从仰光渡运一架组装好的P-40飞机。组装飞机的工作是由中央飞机制造公司承担的，他们在仰光租借了几间厂房，正夜以继日地拼装那些从美国运来的飞机部件，然后由一名试飞员进行试飞，待一切完成后，他们再通知陈纳德派队员把它渡运回东吁机场。由于工人使用的设备和工具太过简陋，这项工作花费的时间比预想的长得多。

陈纳德那天被宋美龄召去重庆，霍华德向哈维·格林劳做了汇报。看看时间还早，他就返回营房休息。托马斯·科尔、吉尔·布赖特、阿姆斯特朗和雷克托正在打纸牌，房间里乌烟瘴气，他走进去，仿佛置身于纽约、芝加哥的下等酒吧。阿姆斯特朗喜笑颜开，瘦长的脸宛若一朵盛开的芍药花，霍华德猜想他一定赢了许多钱。

他们打着招呼，霍华德径直走过去，坐到科尔身边。科尔向他询问一些新飞机的事。科尔现在还没有自己的坐驾，他一直梦想着能有一架属于自己的飞机。

“照过样下去，他们到那一年才能把100架飞机拼装好？”

“不，是99架。”阿姆斯特朗说。

“是99架吗？”科尔问霍华德。

“是的，”霍华德望了科尔一眼，“你们还不去准备，下午没有训练？”

“还早着呢！”阿姆斯特朗不满地回答。

这些天，他们正在演练陈纳德为他们制订的双机配合战术，这是德国飞行员在一战时创立的。当年，陈纳德和他的特技小组就是表演这种飞行组合。经过对日本空军三年多的观察和研究，陈纳德坚信这种战术是对付他们最好的方法。开始，队员都心存疑惑，因为他们一直受传统混战战术的影响，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对日本空军编队的分析，也逐渐认可了这一战斗思想。

“真他妈的有趣，”布赖特说，“头儿要求我们要做到像两个人接吻一样的境地。”

“如果那样，我们麻烦可大了。”科尔说。

“出牌，”布赖特盯着手中的牌，“出牌！”他不耐烦地又重复了一遍。

“你小子叫喊什么？”科尔说。

“吉姆，格林劳为你安排伙伴了吗？”阿姆斯特朗漫不经心地问。

“没有。”

“那么我们一组吧！”阿姆斯特朗说，那样子就像一个在纽约第五大道向叫花子施舍10美分的慈善家。

“谢谢。”

阿姆斯特朗又赢了，他把桌上的钱归拢到面前，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里，极力地抑制着数一数的欲望。他十分节俭，是志愿队公认的吝啬鬼。但队员都很理解他的苦衷，他有一个残疾妹妹，他一直梦想着能赚一笔钱，好为她卖一台轮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