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早期，美国上层阶级的私人生活中偶尔也有外包的现象——聘一个奶妈，而这可能成为那时街谈巷议的话题。许多世纪之交时的牧师和医生们都谴责雇用奶妈的现象。1904年，美国国会的艺术与科学会议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举行。美国小儿科的奠基人亚伯拉罕·雅各比（AbrahamJacobi）对他的听众讲：“我们对那些家庭条件好，身体也挺棒，却拒绝喂养自己孩子的女士们说什么好呢？不是400个（顶级的社会上层人士），我是说有40万个这样的人，在责任面前宁愿选择轻松，在母亲的义务前宁愿选择社会活动，所以雇陌生人来喂养她们的孩子。”与此同时，大多数来自贫穷国家的移民、尤其是来自高失业率的爱尔兰的波士顿奶妈们，不是被诋毁为“一分是牛，九分是魔鬼”，就是被赞扬为对哭啼不安的新生儿的家庭来说受欢迎的传统替代方案。

一个多世纪后，我和艾普若·伯纳坐在她位于洛杉矶郊区的家里的“早餐角落”—墙纸上印着甜饼干和茶壶图案，许多东西已经改变了。绝大多数父母们都信任超市货架上的方案，没有人再亲自侍弄孩子，而是把这个外包给了大规模的、从多方面提供服务的专门产业。

采访过恋爱指导、婚礼策划师和代孕人后，我对许多过去被认为是“妈妈心上的工作”现在被转移给有偿服务一点儿也不吃惊了。艾普若自己给孩子喂过奶。她信奉过保育专家佩内洛普·利奇，也雇过帮她寻找合适的夏令营的顾问、自行车教练、送孩子上学的司机，甚至还有一个清除虱子的女士—她的孩子从学校回来老说头上痒。心理治疗是为了她自己和她丈夫马丁—一个被她称为“没有头脑”的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她都是一个外包迷，从根本上是为了保持他们的生活“全部渠道畅通”。她向一个情绪低落的朋友推荐了一个壁橱的组装者；推荐一个孤独的寡妇去约会服务机构。总之，她是“服务购买中心”里一个精明和活跃的“购物者”。

艾普若是个体态轻盈的35岁的金发女人，穿着一条灰色的运动裤，一件橙色的毛织运动衫和一件编织毛衣。她半开了门，趋前一步抓住了一条摇摇摆摆的黄色拉布拉多犬的项圈。“它见到人就舔，也不知道节制，但总让人爱。进来吧！”

现在她在家里办公，为一家全国性的税收咨询公司做纳税申报单。她告诉我，尽管她当初总是整天衣冠楚楚地待在办公室里，但仍坚持了母乳喂养。她详细叙述了自己的故事：

我20多岁时，狂热地喜欢上了做公司的公关工作。每天工作很长时间，挣了不少，还被提升了。当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公司正在着手一个大项目，于是我每天带上吸奶泵、奶瓶和便携式冷藏箱到办公室，在洗手间里吸出奶后快递回家。这就是我尽最大努力能做到的哺乳了。虽然我非常渴望直接哺乳，但在那个阶段我真的没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

在那个时期，母乳喂养这件作为母亲的象征的事成了她没法掌控的。当她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时，她的丈夫马丁每天仍然要在他的律师事务所待很长时间，因此艾普若把她的工作时间减至每周30小时，办法就是—她指了指口袋——一部黑莓手机。

然而，虽然有了更多时间待在家里，她照样感觉坐立不安。

我从工作上找回了些时间给我的孩子们，以为这会解决我的难题，但其实我一直在挣扎。我觉得我好像一直心里不踏实，并没有真正比过去的状态更好。这种情况让我焦虑。我不是一个好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