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哪里呢？”她漫不经心地问。琴高压抑着自己的怒气说：“银行大厦。不是你让在这等吗？”朱颖好像有点吃惊：“我怎么没有看见你呢？我也早就到了啊。”琴高四处张望，众里寻她千百度，终于吐了口气：“我看见你了。”如同去发现一千公里远灯塔旁边的一支蜡烛那样，好不容易把朱颖从人群中找了出来。

朱颖说她早到了，可没撒谎。她躲在银行大厦里面观察琴高，至琴高耐心消耗殆尽准备离开，才故弄玄虚地拨打琴高的电话。这并非普通恋爱中女孩子爱玩的游戏——她才不会爱他呢！在定性他们关系这一点上，她跟琴高奇妙地相同。琴高不爱她是把爱情看得过于神圣，像信仰一样不肯轻易玷污。她则是根本不相信爱情。或者说，她不相信她和他之间会发生所谓的爱情。第一次见面，她就几乎看穿了这个青春被书本完全霸占的男人。女演员凯瑟琳·赫本说过，平庸的女人要比漂亮女人更了解男人。原因毫不出奇，漂亮的女人有大把的倾慕者，太容易迷失在表面的虚荣里。而平庸的女人，像一只躲在偏僻角落织网的蜘蛛，对于每一只来之不易的猎物，都会特别的珍惜，会用更多的心思去观察，去分析。琴高面对她的时候，没有激动、羞怯和紧张，只有偶尔闪现的男人欲望。她羞辱地明白，这个男人跟她在一起，只是为了跟她上床。这种羞辱并非对性的保守，而是因为自卑：她唯一吸引这个男人的就是这么一丁点东西了。作为一种本能的反击，他们交往这些日子，她坚决把琴高的欲望扼杀在萌芽之中：电影院不让他接触她的肩，歌城不跟他跳舞，散步不让他拉手。她可以肯定，如果她和他上了床，很可能的结果是这个男人立刻对她索然无味，好比一本已经翻到最后一页的书，再也没有兴趣读第二遍，所以她决心把这个谜底留到最后。虽然，这个谜本身并不怎么神秘诱人。如同解开一道数学方程式，朱颖洞悉了琴高根本的意图，激情被理智替换，她变成一位世故老练的女人。然而几年前，她可不是这样。那时候，她还纯朴得像刚刚拔出土的萝卜。市政府建设大城市的构想改变了她和很多人的命运，土地沦陷了，乡村被城市蚕食，春耕秋收的劳动者在领到一笔巨额补偿费用后变成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有产阶级。她的父母开始像城里人一样天天念叨投资、保值、置业和养老，几年下来，他们唯一感兴趣和真正实施的项目只有麻将。朱颖也迅速被城市同化，或者说是异化。手上的厚茧褪去，皮肤渐渐变白，劳作的身体因为松懈开始发胖，就像突然荒废的田地乱草丛生。她嘴边开始出现一些新名词，知道什么叫“小资”和“时尚”，懂得区分化妆品的牌子，恶补了一些出入社交场合的礼仪，养了一条跟她一样胖乎乎的比熊犬，伺候得比对她父母还好，将家庭的厨房视作男厕所，不再入内。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里写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反过来，有谁从贫穷突然小富，大概会看不清自己的真面目。朱颖一家即是明证。她的父母以有钱人自居，对于一切接近他们，尤其是接近他们女儿的人，都抱着一种警戒般的敌意。朱颖因为盲目的自高自大，鲁莽地枪毙了不少勉强入眼的追求者。几年下来，不断地新陈代谢中，追求者队伍犹如传统行业的国企，大量减员，竟有全军覆没的趋势。朱颖最近学到一个词“剩女”，日本人所谓“败犬”，像是为自己量身打造，心里不免着慌，琴高恰在这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