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可思议的是，直到临上飞机，这位在捷克已经很有些影响的诗人，还相信中国仍然处在政治黑暗的中世纪。欧洲人在内心深处并不是太关心中国人的生活，他们的内心非常封闭，他们只在乎他们自己。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真的是很可笑，他告诉参会的诸位，事实上，他和他周围的一些朋友甚至都认为，时至今日，中国仍然还在体育馆公审犯人，而且当堂判决，当场执行，就在体育馆里把人给枪毙了。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在场的人都大笑不止，有人纠正说这个传闻不太靠谱，说只有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才会在体育场里公审犯人，判处政治犯死刑，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当年的体育馆都很小，为了表示声势浩大，公审一般是在露天的体育场里进行。一直不曾发言的吕武忍不住插嘴，他摇了摇头，补充说：

“就算是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好像也不会在体育馆里公开枪毙人。”

捷克诗人继续指责哈威尔，他说自己作为一名诗人，作为一名艺术家，对政客有一种天然的反对。他说他不明白中国的诗人们为什么会这么看好哈威尔，看好一个他们完全不了解的人，为什么要把他当作英雄一样来对待。政治是一种非常肮脏的玩意，无非是某些人打着正义的幌子在干坏事，经常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哈威尔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几乎就是一个圣人，没人会说他的坏话，没人敢说他的不是，大家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公开指责，不免有些惊诧，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敌视他。

一起参会的捷克诗人做出了解释，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他的这位同胞会对哈威尔这么反感，为什么在一开始不愿意提及他，为什么临了会忍不住地要攻击他，因为这个人太了解哈威尔了，太知道他的底细。他们当年曾经是很不错的战友，有过一段相当密切的交往。他们一起游行，一起集会，一起被捕坐牢。事实上，在当年的种种革命行动中，他甚至比哈威尔还要激烈，出入牢房的次数更多，但是一起革命的结果又是什么呢，最后，哈威尔当上了总统，他却只能非常潦倒地继续当他的诗人。

整个活动期间，我都没有公开发言，一来自己不是诗人，对现代诗歌根本不懂，想说也插不上嘴。二来不习惯在公众场合说话，不管是个什么会，只要能不发言，我都是尽量不说话，多一句不如少一句，很认真地听听别人说什么也挺好。况且我对哈威尔确实也没什么了解，知之为知之，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只有一次在饭桌上，喝了一些酒，我随口说了一个自己所熟悉的诗人故事，这个人曾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他喜欢写诗，在“文化大革命”中，差不多就算是最好的诗人，新诗旧诗都能写，都写得很不错，出版过好几本诗集。

大约是在“文革”后期，这位诗人被下放去做公社书记，新官上任，也不抓生产，大搞农民赛诗会，弄得很轰轰烈烈，结果公社的诗歌不仅县里有名，在全国都有影响。风风火火热闹一阵，上上下下开始有意见，因为在他领导下，人民公社的诗歌水平上去了，粮食产量却掉了下来，是严重下滑，于是只好将他调到文化部门去做分管领导。没想到真到了文化部门，他兴趣突然改变，对诗歌又没什么热情了，全力以赴地玩起雨花石，很快成为收藏这种石头的大行家。结果把当地的雨花石行情弄上去了，他所领导的文化部门，上上下下都不写诗了，都学他的样子收藏雨花石，人人发了一笔小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