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不时地在伦敦和香港之间往来，蔡秀英对丈夫的离家习以为常。女儿欣慰正在一天天大起来，家里的经济条件很宽裕，她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再一次怀孕，竺德霖也很希望自己能有个儿子。对于传统的中国男人来说，无后为大，没有儿子怎么说也是个巨大的遗憾。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在家中一向争强好胜的蔡秀英开始对丈夫有所退让，对他有可能在外面寻花问柳的传言，也故意置若罔闻。尽管心里不太痛快，可是一个男人离家太久，禁不住外面花花世界的诱惑，偶尔去妓院打发一下寂寞，似乎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罪过。欣慰清楚地记得，她母亲生气的时候，就会当着她和弟弟泰秋的面，数落竺德霖，说他喜欢把钱扔在妓女身上，说他骨子里其实是个下流坯子，虽然接受了现代教育，和自己做猪肉生意的父亲并没什么两样，内心深处总是惦记着要去妓院林立的大小石坝街寻欢作乐。

抗战爆发以后，上海的租界成为了孤岛，仍然还是世界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拓展业务的需要，竺德霖大部分时间都会待在香港和上海，蔡秀英干脆妇随夫唱，也举家搬迁到了香港。正是在这段时候，竺德霖与已经下水做汉奸的老同学周佛海重新联系上了，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相忘于江湖，几乎没有过任何来往，好像早已忘了曾经的友谊，忘了当年做穷学生时有过的亲密关系。离开大学以后，竺德霖一直是在银行里做事，玩得是纯经济，而投身于政治的周佛海，在国民政府中官越做越大，手上掌握的权利也越来越大。过去的很多年，他们仿佛两道平行发展的铁轨，看上去距离很近，政治联系着经济，经济左右着政治，却始终走不到一起去。现在他们有机会再一次相遇，周佛海向竺德霖描述了如果两人能够结合的美好愿景。很显然，即将成立的汪伪政权太需要真正懂得经济的专业人士，而业务能力很强的竺德霖却更有可能因此得利，获得一个非常适合他展示个人才华的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