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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欣慰印象中最深的几件事，首先是父亲竺德霖屁股上的枪伤。因为这一枪，他在家足足地休养了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中，欣慰见到了各式各样前来探伤的人。除了大汉奸周佛海，欣慰还见过一名共产党的地下人员，这个人与周佛海也认识，也是竺德霖留学日本时的熟人。当时欣慰还不知道这个人的身份，1949年南京解放，在一次闲谈中，欣慰才在无意中听母亲说起过这位共产党的地下干部，那时候，他已经是南京市委中一名级别很大的官员。欣慰对这个人的印象并不深，只记得他是用日语和父亲打招呼，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因为很有些诡秘，欣慰一直以为他是一位日本人。

那段日子里，欣慰不止一次见到过父亲的老同学周佛海，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话。有一次，欣慰还叫上春兰一起搭乘周佛海的飞机去了上海。确实是有日本人与父亲来往过，欣慰印象最深的是一对中年夫妇，男的是竺德霖在日本工作期间的银行同事，由一位戴着眼镜的翻译陪同，他们不会说中国话。欣慰能够清晰地记得那两个人的打扮，男的长衫马褂，女的是旗袍，只要不开口说话，完全跟中国人一模一样。他们曾见过欣慰小时候的模样，竺德霖夫妇当年带着女儿去他们家做过客，因此这对日本夫妇一见到欣慰，便咿里哇啦地乱说，手舞足蹈很是激动。可惜欣慰早就没有了童年记忆，已经完全不记得自己小时候会说的日本话，只看见他们激动，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竺德霖用日语与对方交谈，他的日语很流利，蔡秀英偶尔也会在一边插上几句嘴，不过她的日本话从来就没真正说好过，她更习惯跟别人说英文。欣慰不知道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只是从下人们的嘴里，听到了一些不太好的议论。下人当然也听不懂日语，但是出于一种爱国本能在背后瞎嘀咕，他们觉得主人居然会与日本人来往，居然还会说小鬼子的话，这个总归不太好，实在太过分，难怪屁股会挨上一枪。在欣慰的记忆中，佣人们总是对主人抱有意见，总是对主人不满意，不管是日本女仆，还是英国女佣，还是中国的下人，背后说起主人来照例都没什么好话，而且通常是不避开小主人。

欣慰记得自己母亲也喜欢说下人的坏话，她的一个喋喋不休话题，就是列数女佣们过去的种种不是。随着竺德霖事业上的成功，蔡秀英成为一名全职太太，平时的生活很无聊，除了和女友打扑克牌，并没有什么正经事可以做。欣慰很小的时候，就跟母亲学会了打牌，后来到了香港，尤其是在上海的孤岛租界，蔡秀英又迷上了麻将。欣慰记得她最喜欢在麻将桌上抱怨女佣，什么样的事都能说出口，完全没有一点点禁忌。与蔡秀英一起打麻将的那些女人，都是有钱不知道应该怎么花的阔太太，或者是正室之外的小老婆，她们的男人不是做大生意的，就是在银行当高管，就是行政部门的高级职员。

女人们聚在一起打麻将，要想让她们不议论自己男人几乎是不可能。这种议论无非两种选择，要么卖弄自己男人的有能耐，如何有权有势，怎么会弄钱，要么控诉他们的种种不是，吃喝嫖赌样样精通，不一而足，如何在外面包养小三，如何与同事的女人通奸，怎么在家里被女佣所勾引。好话和坏话都可以一桩连着一桩，一个话题往往会引起一连串的反应，和佣人们在背后议论一样，她们谈论这些事的时候，从来不考虑到是不是应该避开孩子。有一天在麻将桌上，蔡秀英津津有味地说起当年用过的一位日本女仆，说这这位日本女人特别爱干净，人也长得干净和清爽，虽然是做女佣人，胳膊上的皮肤像瓷器一样光滑，总是把房间里收拾得一尘不染，然而她的毛病是处处反仆为主，闲事管得太多。作为一名女佣人，她总是嫌蔡秀英不会带孩子，不会照顾老公，不会这不会那，恨不能代她行妻子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