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伦理宗教已成为历史，我们认识到仅作为美的本身一个侧面的道德需求，在试图取消或减少美学需求时，它就失去了力量。我们完全能够认识基督教和佛教曾为世界带来一种奇妙的激情。确实，在印度，佛教对于婆罗门教从未像基督教对异教那样进行过彻底的迫害。这不是一块土地和一个人种的精神针对另一块土地和另一个人种的精神之战。它产生于一种潮流，这种潮流推动印度人将他们的心灵与天宇之声相融合，要求天宇之声不断渗入他们的灵魂。这是令人生畏的感官论在道德领域的扩展，当它把人的灵魂与猛兽、树木、水流和石块的灵魂相融汇时，它就无法拒绝听从人类的召唤。在西方，正好相反，人类灵魂借助自然力的蔓延，在以政治体系组织起来的基督教内部，只会形成叛乱因素。正是借助于这一点，基督之魂才在我们的精神外表印下了深刻的痕迹。

基督教宣扬弃绝生活，但是，当西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演变驱使人们接触生活时，为了使其组织适应新的功能并确保新的满足，它又竭尽所能鼓动人们去追求生活。我们的感官已经沉寂了1000年，1000年中人类的活力被压抑在心中，灵魂在一种恐怖的孤寂中堆积起一个充满混杂欲念的世界，一个未被表达的直觉以及爱之狂热被错误窒息的世界，当它再也无法抑制这一切时，就像林中困兽夺得生路时一样为自爱陶醉了。历史上从没有比这更壮观的景象，人类带着虔诚的疯狂向形式蜂拥而去，并且又一次丰富了它。

当我们从整体上考虑古代艺术和中世纪艺术的表现形式，尤其是印度和西欧的表现形式时，应该去探寻一番那令我们惊异的区别的根源。古代世界从未禁锢过对形式的钟爱，相反，正是由于对形体的喜爱，使得雅典雕刻家们的哲学观点在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菲迪亚斯时代保持着发展、和谐与持续性。埃及被神权统治限制在形而上学的范畴中不得越雷池一步，它把人放在结构中研究，永远把人定义为它投射在地上的影子的形状，只要太阳还能映出其身影。希腊挣脱了教条的束缚，探研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体积、动作这些生动的形式中重新发现了确定星体演变、地球轮廓运行以及大海潮汐运动的规则。人与人共同经历过痛苦后产生的关系，被搁置太久的希冀、几个世纪的苦行以及在肉体和道德横遭压制之后感官的解放带来的快乐，中世纪西方把这一切归之于形态，与物质陶醉的泛滥混为一谈，这种泛滥使它与中世纪印度之间建立了一种模糊而又神奇的和谐关系。婆罗门时代的印度感到佛祖与其同在，就像哥特时代的欧洲受到社会需求的诱惑，感到另一个世纪又复活于身。它反对神学家，反对主教会议，反对教廷神父，而称颂耶稣慈祥的灵魂——既具艺术性又富同情心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