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一个民族的宿命论和感觉论怎样，这个民族在其历史进程中应该永远或至少有一次，听从一个用爱心抚慰伤痕的人的教诲。人不能战胜老虎，人或许不能登上喜马拉雅山的顶峰，而发源于喜马拉雅山的圣河，也不可能在水流中停止欢腾的生活热情。婆罗门社会机器实行严格的等级制，等级制反映了从上到下天地元气不可动摇的严密性。然而它们终于被爱的反抗所粉碎。在亚历山大远征半个世纪之后，阿育王顺应大势，建庙84000座来纪念这位从未谈论过神的人。

《印度佛陀像》 11世纪，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佛教在印度延续了多久？可能有七八个世纪。但是在生命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芸芸众生在过去与未来的演变中无穷无尽，纷繁复杂，如同在空间中麇集一团。印度不知不觉地又信奉起吠陀神。种姓制依靠君主，重构社会的金字塔结构，并且从人的世界中清除了关于天堂的希望。佛教隐退到某些修行者心里，并且越过印度的疆界去征服亚洲。同样，诞生于闪米特人理想的基督教，也必然战胜除希伯来人而外的整个西方。一场革命总是征服不了它的策源地民众的淳厚本性。这种物质性很强的神秘主义，缓慢地从印度本性的深处出现，其目的是扼杀一切人性愿望。这些愿望原本是佛教激发出来的。成千上万的新教徒在印度的大地上修筑星罗棋布的寺庙，一砖一瓦无不是为了再一次接受原始信仰的膜拜仪式。膜拜仪式总是不断地制造情感激动的源泉。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建筑几乎从印度消失，“大塔”成为砖砌的佛骨塔。这可能是唯一的不献给有实形神灵的建筑物。此外，在塔前的石门上雕刻着佛的身世，以及他的与森林野兽为伍的生活。桑奇寺塔是公元前1世纪左右修建的奇庙建筑，其中有柱头雕刻动物形象的石柱。当释迦牟尼本人的形象出现在祭坛上时，说明他的教导已被遗忘，说明感官知觉的本能战胜了精神的需求。

对印度人来说这算得了什么？他们需要形象寄托爱。婆罗门教徒毫不费力地胜利了，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胜利的来临。那么，悲惨的众生是否感觉到失败降临到他们的希望上？失败难道不是对真实自然——由地理环境和我们历史深处的秘密祖传意识构成的真实的自然——的放弃？在我们之中，胜利难道不是对不朽自然的一种战胜吗？这种战胜通过那些能够表现人自身生命观的人来实现。难道仅仅只有佛教的神庙被摧毁？仅仅只有信徒们被迫害？或许并非如此。在印度人心里，宗教精神主宰着教义。海潮一波接着一波，在海滩上留下海藻、贝壳、新的动物尸体和新的跃动的生命，一切都混杂和融合在一起。在佛教的寺庙里，婆罗门举行宗教仪式。他们既崇拜释迦牟尼，也崇拜梵天、湿婆和毗湿奴。在佛教的早期，挖掘洞窟已经开始。当鞑靼人继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之后，把伊斯兰教强加于半数印度人时，人们还在开凿洞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