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喵喵地叫着，用它那宽广的后背在接待前台的桌子上滚来滚去。约书亚

用手摩擦着它的腹部，但注意力突然被吸引到了门口。他的手悬在了半空。似乎那东西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被微弱的灯光照亮着——是那张办公室招牌。

约书亚走过去，缓缓地摇了摇头，从他的视线中将那张带有我名字的木板取了下来。

腋下夹着我的牌子，约书亚关了所有灯，很快走进11 月的黑夜。

普林斯在他身后大声叫着。

大卫仍旧是那天的装束，坐在床边，狗儿和猫儿们酣睡着。他攥着那张我们漫步沙滩时拍的合照，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台没有打开的电视机。

床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好地方。当然那里有性爱，但不仅于此，它承载了我们之间除掉性爱之外的许多亲密时光，因为通常当大卫回到家中时，我已经在床上等他了。那里是大卫最能放松、最能敞开心扉的地方，也是最能让他的心灵远离工作烦扰的地方。

所以，深夜里我们常常躺在床上讨论那些毫无意义的问题，例如哪种口味的冰激凌最难制作，哪种最难溶化，偶尔谈到某个情景喜剧时会哈哈大笑，有时还会去争论谁可以在午夜起床，命令一只猫从卧室的窗口爬进来，然后几分钟之后再让它出去。

就是这种微不足道的交流填补了婚姻生活中许许多多的空白。

但今晚，看得出来，大卫并没有回忆起这些，因为他眼中甚至没有流露出一点点快乐的迹象。不，大卫在回忆的不是这张床——是我的病床。我知道，因为我们心有灵犀。那张床没有留下什么重要的回忆，甚至是美好的回忆。

当最后一次抵达医院，我几乎失去了意识，连接在我身上的监视器精确地计算着我的生命从躯体中慢慢流出。真的没有必要利用机器来向我们讲述究竟发生着什么。我那苍白凹陷的面颊表现得再清楚不过，希望的迹象早已逝去。

因缺乏睡眠而脸色苍白的大卫精力殆尽，却依然坚持着守候在床边。他应该与丽莎（我的大学室友、最亲密的朋友和我的拥护者）轮流守夜，但多半时间他会要求与我独自相伴。

丽莎的抵触总会激怒大卫，这贯穿了我们婚姻生活的始终。她会在瑜伽课的前后抽烟，中餐时喝麦草果汁，晚餐时读《世界人》杂志，无论是《旧约全书》还是《新约全书》她都可以大量地引用（在成为心理学家之前她曾从事宗教研究），但如果你想让她认出纽约州州长却不得不花上一番工夫。当陷于纠缠不清的浪漫之中（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丽莎会如同迷失于奶酪室中的老鼠一样，失去自控力。尽管如此，她依然拼命地专注于我的事业——和我的丈夫组成同盟。抛开她的风格不谈，无论大卫在最后得到什么样的安慰，总是源于她的给予。

在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里，丽莎将大卫从病房叫到走廊，大卫的泪水游离于眼眶。“她仍旧在坚持着，”大卫说，“那是一种折磨。”

“但那正是你向她索要的，”丽莎温柔地说道，“这一切像是一场战斗。”

“但现在就要结束了。”

“是吗？难道对你来说结束了吗？”

“难道我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我想在她去世之前，她有必要知道，你和动物们都会好好的，告诉她你停止战斗的承诺，让她安心地走吧！”

“算了吧，她甚至没有意识了。别再开始你那些废话了，我现在无法做那些‘天使有约’之类的事情。”

丽莎将手放在大卫的肩膀上，“你应该对她说再见，让她安心离去。”

大卫的眼神闪烁着，“但这是个谎言，完全就他妈的是一个谎言！”

“亲爱的，我知道，但有时谎言是唯一的真理。”大卫退后几步，丽莎的手垂下。

“我去抽根烟，你必须负起责任。”丽莎给了大卫的面颊匆匆一吻，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