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日子有点儿悲催，经常只能啃凉馒头。记得那个冬天，晚上七八点钟，我拍完戏回来，在马路边买了几个包子边走边吃。对面有两家小饭馆，因为快圣诞节了，都被装饰一新，屋内坐满了人，打一眼看过去热气腾腾的，很让人向往，而我的包子早就凉透了，低下头闷闷地啃两口，感觉自己就是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

没几天就是元旦，我特意改善伙食煮了大白菜，这时接到了老妈的电话，问我过得怎么样。我装作很高兴地说：“我过得很好啊，妈，冻不着饿不着，有很多戏都找我拍啊！”

我挂了电话，一个人酸酸的，饭都不想吃了。

第一个来横店看望我的人是舅舅。当时他去杭州出差，打电话给我。我们在餐馆点了一桌子菜，按理说这顿饭应该我请，舅舅一眼看出了我的窘迫，直接问我：“你有钱结账吗？”我老实回答说没有，心里默默地想着：这桌子菜钱够我吃半个月呢！他结了账，叹口气，说：“你这是何苦呢？！跑到横店来干吗呢？！”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答案。

我更卖力了，一天拍十个小时以上很正常，能赚50多元钱了，后来也开始做小群头。但有一次，我叫了些群演的朋友去接一个戏，拍了三五天吧，结果临结账时那家伙卷款跑了。我傻眼了。但那二三十个人是我叫去的，我就自己贴钱给他们，差不多来横店攒的一点点积蓄全搭进去了。也有哥们儿很仗义，不肯要我的钱，说自己差了这一二百块也饿不死。

那段时间我什么活儿都干，群演、群头、各种助理，还去当替身替明星跳河，跳河的戏经常是身上绑了保鲜膜就往水里扎，因为保鲜膜能隔绝湿气，保暖，也不显得臃肿。黄晓明那版《鹿鼎记》，里面有场戏好像是韦小宝的几个老婆掉到湖里，我就是掉下去的“老婆”之一。当时我穿了女人装，戴个假头套，大冬天的扑通扑通就往水里跳，根本不会拍到脸。

为了赚钱，我还去义乌舞过狮子，80～100元舞一场，两个来小时，有时候是到别人婚礼上表演，除了舞狮子，还舞过板凳龙。

但即使如此，我最后还是撑不下去了。2006年底，我答应了朋友跟组吴宇森的《赤壁》，似乎是做副导助理，但是电影迟迟不开机，我又不敢接其他剧组的长活，因为一接就是两三个月，所以断档的我山穷水尽，有了撤退的打算。

2007年3月，我准备回上海。当时所有朋友都劝我留下，说，你回去了就回不来了，并且即使你回去了，也回不到原来的生活了。这句话是真的，但当时劝我的好多人后来也离开了横店。我们那帮人，不是没有人混出来，只是少之又少。混得好的都去了北京，混得差的都回了家乡。应了当时那句话：铁打的横店流水的漂。

离开横店没多久，就听说《赤壁》开机了。

《斗鱼》里面有句话，大体意思是，你一旦踏进黑社会，就出不来了。我感觉这个行当也一样。服务员、技术员转行很正常，但你一旦适应了这个圈子，就很难再适应其他圈子了。

回到上海后，我一直接散活，以拍东西为生，电视栏目、广告、影视剧都干过，中途还去某高校影视学院读过一年，但我看着研二的学生连轨道都不会架，心里觉得很傻，就没有继续读下去。

2008年底，我参加横店一个短片比赛拿了奖，得到当地赞助，可以去横店随便采景拍摄。那天采完景回来，碰到一个从前的群演哥们儿，他有些兴奋，以为我又回来了。我说不是来漂的，带了个小团队来拍短片，还有几个小时就回去，住在哪个宾馆几零几室，你如果有空就来坐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