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中徐父的嘴唇紧闭；事实上，他已沉默一生。唯独喜欢听一个爱说话的（老）女孩的广播，她的时代有歌、有笑、有泪。但老先生的时代，只有苍凉、悲壮。流泪不是他们的权利；笑，只有人生绝望时，仰天狂笑。狂笑上天，也责问上天，这是什么时代？为何对中国人开这么一个大玩笑？活过“二战”，再来另一场更残酷的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国共内战？

徐医师与他父亲的悲剧不是唯一。他们父子尚可冲突、尚可埋怨、尚可五十年后来得及表达敬意，王应文则连这个机会也没有。

王应文的父亲王生明，是一九五五年“一江山战役”的国民党军司令。当时抗美援朝已结束两年，美军决定协防台湾，转向支持蒋介石。一九四九年蒋介石虽已失去大多数中国大陆领土的统治权，但仍有一千五百公里海岸线上的岛屿，掌握于蒋介石军队手中，从浙江海口的大陈岛、一江山，南至海南岛、金门、马祖及台湾。一九五五年王生明接获命令，“死守一江山”，等同一纸军中死亡令。于是从大陈岛出发前，一行人特别被允许先回台湾探望妻小，并由蒋介石颁赠勋章。他们是台湾岛屿当年的“神风特攻队”4，打一场打不赢的战争，打一场绝望的战役。勋章挂胸前，别上去，换一条王生明司令的命。

出发前，全家拍了一张全家福照。那个时代台北的照相馆不多，泰半集中于衡阳路；照相馆老板多年后回忆，前来拍照的往往不是有钱人，而是穷困的军人。拍的全家福多半除了不识事的孩子以外，丈夫、太太均无笑意。有的脸上挂着生离死别的悲伤，有的只差没泪流满面。

王生明一家是衡阳路照片故事中的一张，全家福上妻子满脸悲凄，先生表情苍茫。只有儿子王应文，大大的眼睛瞪着镜头，就怕自己闪失了那一瞬间。

旺旺中时集团拍摄纪录片《最后的岛屿》，王应文回忆与父亲最后一别。父子二人走到基隆码头，轮船已停泊岸边，这里已是马路的尽头，也是父子关系的尽头。父亲舍不下就此分离，于是拉起不到十五岁儿子的手，一切近在咫尺，战火即将开打。父亲的心，不知如何告别一个尚未长大的孩子；于是又回头走了几步，送儿子至路边公车站。顿时，天下起了大雨，在空旷的码头，没法避雨的时间，没法避雨的地点，雨哗啦哗啦淋湿了父子二人，父亲的眼泪这才止不住地流下，在雨水间，尽情地宣泄他的悲伤。

时光幽暗，万般不舍，无助的父亲此时只能掏出口袋中的手帕，试图想遮挡根本挡不住的大雨。这是生命走向微弱光芒的父亲，能为儿子做的最后一件事。大雨滂沱，像一个挡不住的大时代，父亲必须走上他的职责，走上他的末路，走上他的悲剧，走上他的烈士人生。手帕那么小，却代表一个父亲无力却最感人的祝福。

王应文如今年已七十，还藏着当年的手帕，接受《最后的岛屿》纪录片访问时，告白了一段终身遗憾：“我真后悔，当时没有紧紧地拥抱父亲。”声声哽咽，眉间扭曲，呼唤一个叫不回的时代。

往事如烟，那是对我们。对历经战火劫难的一代，昨日其实一直近在咫尺。我认识多位与徐医师父亲有类似经历的老兵们，在以时光堆积而成的岁月里，他们多半选择沉默以对，以不语和那惊心动魄的痛心回忆，保持距离。只有月迷津渡，人一下恍神时，才意识到自己已永永远远逃离了那场难以言喻的生离死别。

当时的他们，多半仅是十五至二十岁，没真正长大的小娃儿们。

于是每个类似的家庭，都有一名沉默、不会表达情感，甚至表面上好似不会爱人，也不懂得爱的父亲。

他们永远只选择站在世间苍茫的对岸，不回忆，人生就是一条陌路。

一直走下去。走下去。走下去。走到有一天，他的孩子们终于明白时，奔向他，来得及给他一个最后的拥抱。

二○一一年九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