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不知道今天的自由和个人主义与1977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10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3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有关；不清楚与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的经胡耀邦（1915—1989）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关；不清楚与这年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决定为1976年4月5日发生的天安门事件给予平反有关。当然，他们中间很多人也完全不关心如后的事实：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究竟有多大的历史重要性。他们仅仅是享受这些历史事件带来的不同后果，甚至，他们将今天的自由与个人世界的合法性仅仅视为理所当然，而不重视产生这个“理所当然”的基本背景及其政治原因。其实，他们几乎不关心1950年代的人所关心的那些政治问题，只有很少的人——例如以小说和言论而成为偶像的韩寒——将类似网络中出现大量屏蔽词的制度性原因（阻止人们自由交流的虚拟墙）视为必须解决的严重问题。

从1949年以来，中国的艺术总是与政治发生密不可分的联系。1980年代初，批评家号召人们更多地去关注艺术的审美功能，抛弃对艺术的工具主义的立场。由于历史——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的原因，直到今天，艺术家和批评家都倾向于避开使用“政治”这个词。与经济学家将政治看成是分配公共品的一个机制的角度不同，艺术家和批评家将政治主要理解为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这样，由于意识形态的惯性和现实的原因，当代艺术家往往将艺术与同政治有关的事物有意或者无意地结合起来，但他们常对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语焉不详。艺术界和批评界仍然弥漫着尽量避开尖锐的政治问题的空气，但是政治问题始终在新闻出版、网络媒体、展览审查、资源分配上屡屡被昭示出来。同时，社会事务的复杂性也导致了政治表现的复杂性——例如生态问题、涉及城市化进程的拆迁问题，乃至对处于自然灾害中人们的拯救中隐含的政治尖锐性。

就像很多年轻艺术家作品宣示的那样，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物质领域里的“进步”满足了人们——主要是城市里的人们——的基本要求，当“中国制造”也成为全球范围内一段时间里时髦的概念时，很多人——当然包括那些年轻的艺术家——很自然地、似乎也很容易地将今天的世界理解为一个与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人所理解的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学术界和艺术界，“后现代”理论从1990年代初起已经泛滥了近二十年，大街小巷充斥着在全球范围流通的商品，而互联网所带来的全球链接甚至也让人有消除国家边界的幻觉。在艺术圈子里，艺术家到纽约、巴黎、威尼斯、伦敦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众多城市参加展览或出席活动已经变成了家常便饭，这也非常容易导致人们对边界——国家、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生活习惯——的模糊，这样的感受也模糊着人们的判断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