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不是会算命吗？他或许已算出我去婶婶家讨碗粥喝，大概没有多大问题，却没有算出他们家煮了珍贵的蒜末腊肠焦米饭。为了不至于让自己的处境显得过于可怜，我假装没事人似的冲着婶婶笑了笑，说：“没关系，爸爸早上出门，在锅里给我烙了张大油饼。我回家去吃油饼好啦。”

没想到，婶婶一听我这么说，立刻就把脸沉了下来，“你说你这孩子，怨不得人家叫你呆子呢！你们家明明有油饼，还到我家来要饭吃！”

“要饭吃”三个字锥心刺骨。我拼命地咬着嘴唇，尽量不让自己的眼泪掉出来。跟婶婶告了别，我迈开大步往家里走，就好像家里真有油饼等着我似的。我走到弄堂口，迎面撞见叔叔披着一件漏着棉花的灰袄，手里拿着一根剥了皮的杨树枝，赶着他那头白花花的大猪郎，正朝我走过来。叔叔张口就问我吃过饭没有。我只能据实以告。叔叔愣了半天，用杨树枝在公猪的屁股上抽了一把，像是赌气似的对我说了一句：“你跟我来。”

我跟在叔叔身后，一步也不落下。他去猪圈，我就跟着他去猪圈。叔叔把猪郎牵到猪圈里，往公猪的食槽里扔了一把青草，在猪栏外的木桶里抄水洗了洗手，这才进了屋。这一回，婶婶打量我的眼神里，嫌恶和愤怒已经懒得掩饰了，似乎在问：你又来干什么？

叔叔把裤子往上提了提，对婶子说：“我哥一大早就被队上派去青龙山开矿了。他在姚家桥遇见我，叮嘱我给孩子管顿饭。你给他随便弄点吃的吧。”

婶子道：“我们自己也是有上顿没下顿的。喝了早上剩下来的一点粥汤，这会儿肚子还在咕咕叫呢，哪来吃的呀？”

婶子公然地给叔叔递眼色，毫无防备之心，大概是打心眼里认为我就是个呆子吧。叔叔是个实诚人，听见她这么说，就吩咐道：“那你赶紧舀点面来，好歹替他摊一张面饼，点点饥吧。”

没想到，叔叔这一说，婶子突然就暴怒起来。她随手将抹布往灶台上使劲一丢，指着叔叔的鼻子骂道：“狗日的，这么不明事理！成天牵着你那猪郎，日完东家日西家，我看你是日昏了头！你哥哥放个屁，闻着也是香的，他的话就是圣旨啊？吃了黄狗屎，不识好歹。我们家哪来的面啊？过年包馄饨的面，还不是到更生家借出来的？”

被婶婶这一骂，叔叔也没了主意。他抄起一张葫芦瓢，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咕咚咕咚地灌了下去，把瓢一扔，推开门，到里屋“挺尸”去了。他这一走倒不要紧，落下我一个人，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在那个时刻，我忽然对广播里天天在说的“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句话，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

事到如今，我已经忘了那天中午我是如何离开婶子家的。只记得，当我经过婶子隔壁的更生家时，更生的老婆突然从门里出来，让她儿子永胜给我送来一个染有红点的馒头。

父亲从青龙山回来的时候，已是满天的星光了。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轻手轻脚地走路（惟恐把我吵醒），而是一进门就兴奋地喊我起床。我在睡梦中被他吓了一跳，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我穿好衣裳，睡眼惺忪地从阁楼上下来。父亲已经把带回家的一大碗白米饭，隔水蒸热了，端到了我面前。

那碗白米饭上还盖着一层萝卜烧肉。我用筷子扒拉了一下，肉只有两块，也不像父亲吹嘘的那样又大又肥。父亲将落在蓝布包袱上的饭粒捡起来，塞到嘴里，一边得意地问我，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闻到肉味了？他坐在桌边，抽着烟，一动不动地看我吃饭。我每吃一口，父亲的喉结就缩一下。我不由得停下筷子，问父亲有没有吃过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