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觉得，当时我之所以不肯称《繁星》《春水》为诗的缘故，因为我心里实在是有诗的标准的，我认为诗是应该有格律的——不管它是新是旧——音乐性是应该比较强的。同时情感上也应该有抑扬顿挫，三言两语就成一首诗，未免太单薄、太草率了。因此，我除了在二十岁前后，一口气写了三百多段“零碎的思想”之外，就再没有像《繁星》和《春水》这类的东西。

以后，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我在西山写了一段短小的散文《可爱的》，寄到《晨报副刊》去，登出的时候，却以分行的诗的形式排印了，下面还附有编者的按语，是：

这篇小文很饶诗趣，把它一行行地分写了，放在诗栏里，也没有不可（分写连写本来无甚关系，是诗不是诗，须看文字的内容），好在我们分栏，只是分个大概，并不限定某栏必当登载怎样怎样一类的文字；杂感栏也曾登过极饶诗趣的东西，本栏与诗栏，不是今天才打通的。

于是，我才开始大胆地写些新诗，有的是有韵的，也有的是无韵的，不在这篇题目之内，暂且不去提它了。

以上把《繁星》《春水》的写作历史交代过，现在我自己重翻这两本东西，觉得里面有不少是有韵的，诗意也不算缺乏，主要的缺点——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正如周扬同志所说的，“新诗也有很大的缺点，最根本的缺点就是还没有和劳动群众很好地结合”。也就是说当时的我，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时代，却只注意到描写身边琐事，个人的经验与感受，既没有表现劳动群众的情感思想，也没有用劳动群众所喜爱熟悉的语言形式。音乐性还是重要的，劳动人民在情感奔放的时候，唱出的总是有韵的，我还没有读过工农兵写的无韵的诗。至于形式的短小，却不是一个缺点，现在绝大多数的民歌，不就是在短小的四句之中，表现出伟大的革命气魄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么？劳动群众的诗，短小而不单薄，豪迈而不草率，此中消息，还得从诗人的思想意识里去挖！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八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诗刊》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第四期，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附补充的几句话：

这些年来，我常常收到小朋友的来信，信中附有短诗，要我给他们“教正”。我既不能一一作答，而且我也没有什么作诗的秘诀，我想这件事，教师们倒可以指导、帮忙。假如你看见孩子们在课外作些小诗，千万不要扫掉他们的雅兴，告诉并介绍他们多读古今中外的好诗，和诗的种种格律，在音乐性方面，要教会我国的“四声”（平、上、去、入）“五音”（齿、唇、舌、鼻、喉），学会用抑扬顿挫的音节写出他们心中真挚的感想，使人看过后，能肯得下来，就是一首好诗。这是我在《繁星》《春水》中所没有做到的，希望小朋友的语文老师们，在这方面多教导他们，不要让一个可以成为诗人的孩子，从你的手下滑过。

一九八〇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