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金灿

一个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亲近与否，取决于其性情，有深情者自能近之，无深情者即使雅好传统文化，亦难体察个中幽微之处。

许石林先生深情。在他绝大多数的文章里，尤其是谈论古人言行之作，他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进德彰贤。这听起来很冬烘，似乎头巾气十足，然而里面所涉及的德行，是人之大端，不可糊涂。现在很多人看不得正襟危坐地说道理的文章，时势如此，许先生在写作时也不得不进行权变，他将“进德彰贤”这一用心，溶在平易近人的文字里，如盐入水，人受其味而不觉有东西进入腹中。

读许石林先生的文章，容易被各种生动的比喻吸引，又或是对其嬉笑怒骂的姿态印象深刻。在我看来，这些东西都不是最应注目之处。“天下文章出桐城”，桐城文章强调义法。所谓“义”，是《周易》说的“言有物”；所谓法，是《周易》说的“言有序”。今人写东西，于义于法都显得茫昧。要而言之，许先生书中的各种比喻也好，嬉笑怒骂的姿态也罢，都属于“言有序”，而他的“进德彰贤”之心，才是言中之物，就像水里的盐一样。古人写作技巧极高，但并不以“言有序”为能事，他们不去高谈什么写作技巧，写作是“辞达而已”。言有物，才是古人最看重的，因为无论你是反对还是赞成作者，都要基于作者的“盐”来发论。

在古人看来，要窥得作者用意，是讲究眼光的一件事。譬如读《庄子》，入眼就不得不慎重。清末大儒王先谦在《庄子集解》的自序里，这样评价《庄子》里的各种狂言怪语：“此岂欲后人之行其言者哉，嫉时焉尔。”意思是说，庄子的狂怪，皆因忧世而发，并不希望后人模仿。王先谦可谓是庄子的异代知音。《庄子》成书于衰世，里面的言论多因忧愤而生，因此往往正言反说。后人读《庄子》，若不能体察其忧世深情，就容易对那些非贤非圣的言论不得要领，甚至走火入魔。

当然了，许先生的书并非像《庄子》那样走激诡之路。但他在文章里大谈古人的好，篇幅之大，举目皆是。这似乎给人“食古不化”的印象。其实，许先生自有深情。他服膺顾亭林，亭林先生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许先生躬行顾氏之言，将忧世之心，化为崇古之文、笑骂之笔，实际上是希望对今日的人心出一分匡扶之力。

在现实生活中，许先生并不泥古，比如他与一群朋友相聚，当大家都将某人批驳得一无是处时，他会直言不讳地说出那个人的可贵之处；当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赞扬某人时，他则会告诉大家那个人有哪些不足之处。他无意标新立异，只是论人衡事自有进退的标尺，不会被大流裹挟，这个标尺就是人的德行。李白有言：“古人今人若流水。”若将时间线拉长看，今天的人也会成为古人。然而人分今古，美德却不分今古，前人的嘉言懿行，在任何时候都值得后人心慕手追。这就是先贤崇古的精神所在。

有人说：“古代专制、黑暗，你谈这些有什么意义？”几乎每一个崇古之人，都会面临类似的诘难，许先生应该也不例外。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首先，古代是否真如你想象中的那么专制、黑暗，本身就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其次，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天下“无数百年不败之政治，亦无数百年不坏之制度”，再好的制度也会有坏的时候，所谓久必生弊，需要不断损益，不可能一劳永逸。最后，今人所沾沾自喜的现代政治制度，若不是由贤人君子施行，非但弊端丛生，而且更加“吃人”。

先儒论人，以美德与学问为高，目的是培育士君子，而士君子是良政美俗的基石。这是一种极其深邃的眼光，因为它直接指向人本身。许先生显然领会了古人这一深意，他那些貌似为古代招魂的文字，其实是为玉成与勉励今日的士君子而发。读许氏书，如果认为他只是在缅怀古代，显然将他读浅了，至于将他的书当谈助看，则更是辜负了他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