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三年（1640），江西巡抚解学龙以“忠孝”为由向朝廷举荐黄道周。——这就是古代的士大夫，不怕跟黄道周这种有问题、犯了错误的官员来往，非但与其来往，还向朝廷推荐他。此古风今已绝矣！崇祯最忌讳官员之间相互勾结串通，以朋党为之戒。他认为解学龙被黄道周迷惑了，大怒，下令将二人逮捕入狱，以“伪学欺世”之罪重治。这时候，有几位大臣力谏，遂改为廷杖八十，永远充军广西。经此杖谪，黄道周更加声名远播，“天下称直谏者，必曰黄石斋”。说到这里，让人不得不为明朝在最惨淡的时候，尚有有良心的士大夫而感叹：在大厦将倾之危时，还有人站出来说良心话，可见大明朝士气没有死绝。

明朝到了崇祯时代，内有闯献造反，四方扰攘；外有崛起的大金，虎视眈眈。而明王室贵胄，谁也不愿意自己减损一丝一毫的利益，为朝廷和皇帝分忧纾困，总以为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着，砸不到自己头上。崇祯是个很想做好皇帝的人，也很勉力勤政，比他前面的列祖列宗要像样得多。但是，崇祯的命运不好。明朝走到这个时候，他很急躁、很焦虑，人一着急，就没有不乱的。他也看到了明朝问题的根本所在，但是，他没把握选择一种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大拆大卸、推倒重来这种方法是坚决不会选择的，谁也不敢给他提供这种选择。应该说这种选择其实不是选择，是宿命，是等着你的宿命。一种意见就是黄道周这种正直的士大夫的意见，让皇帝不要被眼前的一些烦乱的不稳定乱象搅扰，应该从根本上以巨大的勇气和魄力固本培元以拯救朝廷，匡之扶之。

黄道周给出的意见是：祛除皇帝身边那些敏慧可人的才智之士，如兵部尚书杨嗣昌、内阁首辅温体仁之辈，这些被皇帝信任而重用的能臣干才，无一不是裱糊匠、装修师傅。他们主要摸准了崇祯皇帝的脉搏，崇祯很想与关外的清兵讲和，但是不敢明说，怕士大夫清流们不答应，自己也不愿意落这个名声。历来研究明史者，很多人批评明末这些士子，为了成全自己的士大夫名节，耽误了明朝的命运，此所谓书生误国。如顾诚《南明史》评价刘宗周和黄道周：皆非栋梁之材，“守正”而不能达变，敢于犯颜直谏而阔于事理，律己虽严而于世无补。再如撰写《二十一史札记》的赵翼，说得似乎更有条理：“统当日事势观之，我太宗既有许和意，崇祯帝亦未尝不愿议和，徒以朝论纷呶，是非蜂起，遂不敢定和，以致国力困极，宗社沦亡，岂非书生纸上空谈，误人家国之明验哉！……诸臣不度时势，徒逞臆见，误人家国而不顾也。”

赵翼的这种观点，很被后来的学人认同并深以为是。这种说法其实是对书生气节的极大诬枉，是一种计较成败的、实用的功利思维，还是一种事后聪明。书生原本就应该这样生存，如浩然正气盎然充塞于天地之间，端看一个朝代如何使用这种气。用得好，就是你的正能量，正好借助其力，风正帆悬，劈波斩浪；用不好，就是你的负能量，对峙抵触，摧樯折橹，加速你的覆灭。况且一姓一国之存亡，原本就不是书生应该关心的，书生关心的是天下的存亡盛衰。至于一个朝代悲摧地灭亡，朝代更迭所造成的人间悲剧，就是历史变迁的正常磨损，革故鼎新，岂能计较琐屑毫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