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明之君，必然胸襟广大，能识人用人，建立不世功业。曹彬的幸运是碰上了赵匡胤。赵匡胤胸襟宽广，气度宏阔，又极其近人情，正史野史所述，无不跃然纸上。赵匡胤是从后周得来的天下，立国之初，也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即人心还没有完全统一和认可他的正统地位。一般的神经质皇帝，当此时必采取紧张戒严的治理模式，而赵匡胤非如此，他反而很放松。一次宴会上，有个前朝后周的旧官员、翰林学士王著喝多了，大声喧哗，乱说话，有些话很难听，甚至直接讽刺赵匡胤。左右很紧张，看皇帝怎么处理。赵匡胤让人把他扶出去休息，这个王著犯了拧脾气，手死死地抱着柱子不肯出去，还往皇帝跟前移，大哭起来，场面很不雅观。第二天有人给赵匡胤上奏道：王著他是借酒装疯，分明是思念前朝世宗，给陛下难堪，应当治罪。赵匡胤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什么思念世宗！他就是喝多了嘛，不许联想。再说了，即便他是思念世宗，也没什么，一个书生，不过思念而已，还能干什么。

赵匡胤登基以后，就给他的子孙立下三条规定：一、不杀后周皇帝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提意见的人；三、以上两条必须严格遵守。

他的后代皇帝比如宋仁宗，有一回某官员上奏，说自己手下一个小兵士的胳膊上长了一条龙状的东西。这在过去是严重犯忌的，要是在秦始皇手里，这人不但会被处死，连他家的祖坟都要刨了，还得灭族株连不知道多少人。官员将这个小兵士抓起来，等候皇帝的处理。宋仁宗闻奏，说：这算什么罪啊！人家身上长了个东西也犯法？将他放了吧。

历来科举，解决了出身寒微的读书人的上进之路，也使朝廷有纳新的机制，让天下的人才有了念想和希望——人主要是要有希望、有念想，这很重要，不一定非要兑换成现实；没希望、没念想，人才不在体制内，就永远没有参与国家治理的机会和希望，即体制将人才阻挡在政府之外，这很危险。那些人才和自认为人才的人常常就会成为国家的对抗力量，成为政府力量的对抗者和消耗者。所以，科举对于古代中国的稳定和发展贡献非常大。

可毕竟能成功考取功名的永远是少数人，没考取的人难免愤愤不平，这也是人之常情。有一次，成都府接到一个读书人献的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这明明是一首煽动造反、煽动分裂、闹独立的诗！典型的反动言论！这还了得？知府将这个人抓了，汇报给朝廷。宋仁宗远在千里之外的深宫，看了奏折，轻淡地批复道：这不过是不得志的老秀才发牢骚，你们不要那么紧张，别小题大做，也别治他的罪。看看有没有司户参军的位子，给他安顿一下，让他有饭吃，都不容易的。

迷信权力的人，以为帝王只要会杀人就行。其实，有权杀人而不杀人，才是真行。王道本乎人情，不通人情者，必然自私偏狭，必然没有仁者心怀，其胸襟气度必然不宽广，虽为帝王，强权在握，刀剑横列，手段狠戾，也不会长久。《中庸》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