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赵佶初即位，也很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并不是后世看到的只顾文艺，不管国事。这一年的三月，发生了日食。赵佶下诏求直言，即征求批评意见。新皇帝刚继位，说不上什么政治上的失败，但是，能下诏求直言，对当时已显疲弱的大宋朝很是鼓舞。江西筠州一个类似幕僚的地方推官崔晏给宋徽宗上书，说：臣听说提意见的道理，“不激切不足以动人主意，激切则近讪谤”，就是说，给上级提意见，不激烈，就不能打动上级的心。而如果激烈，就很像是诋毁甚至诽谤上级了。对此，皇帝您要心里有底，臣下才敢说话，因为提意见的人很害怕背负诋毁上级、污蔑领导甚至造谣中伤的罪名，就不敢说话了。这就是官员们对同僚和朝政钳口不言的原因。人都不敢说话，所以才让那些谄邪之人得到了畅通无阻的发展空间。

崔推官进而慷慨陈词：当今的国家形势，“政令繁苛，民不堪扰，风俗险薄，法不能胜”，问题多得数不胜数，“未暇一二陈之”。皇上您面临的是这样的局面：好多年以来，朝中负责给皇帝提意见的谏官，都不提意见了，有的都变成了歌颂专家；负责纠察百官的纪律检查部门，都不弹劾处理犯罪的官员，对群众的举报置若罔闻，对贪官的处置还不如不处置，因为处置不当，反而会杀伤天下人心对朝廷公正的渴望。至于门下（类似办公厅）负责审核皇帝的诏书，从不提出自己的意见，哪怕是诏书有失当之处，也不加丝毫矫正，这样就使皇帝担负所有的责任，“天下之恶尽归于上”，即老百姓的怨言都是针对皇帝的，而他们都自以为不尽职尽责，反而是很会做官。（“比年以来，谏官不论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门下不驳诏令，共持喑默，以为得计。”）所以说，问题很多，很严重。但是，主要问题还是在朝廷的上层高官，把这些人的问题处理好了，天下别的事就不算事，会迎刃而解的。

“帝览而善之”，宋徽宗听从了地位不高的筠州崔推官的意见，并将他提拔为相州教授。

可是，北宋经过几次折腾，国力疲弱，尤其是打击“元祐党人”，动摇了宋朝的根本，使天下真正的俊秀之士无法为国家效力。喜爱文艺的皇帝宋徽宗心思特别细腻柔弱，耳根子尤其软，很喜欢那些谄媚逢迎的奸人，即便是罢斥奸邪，也要缠绵悱恻似的。所以，虽蔡京等人受宋徽宗重用，宋朝兴旺时期的正气一直无法恢复。到了后来才给“元祐党人”平反，毁“元祐党人碑”。可是，人心已经疏离，被平反者的后人反而不愿意朝廷平反，觉得自己的先人被列入“元祐党人”很光荣。朝廷毁了“元祐党人碑”，人家的子孙反而又重新刻上，离心离德，以至于此。宋徽宗的下诏求直言，被称为“建中初政”，看着阵势挺大，但没多久，就熄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