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李东阳被一个大学生告状，尽管告状的内容还不够翔实，但这两个人就要求退休了，而不是通过手段和关系摆平此事。因为他们都是读书人出身的士大夫，士大夫为人处事的特点是“行己有耻”，遇沮而退，而不是没脸没皮、忍耻求进、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就是说，你能告状，尤其是把你一个身份低微的大学生都逼得告状了，可见我们在朝野心目中的影响是不好，不管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一定是自己没做好，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被你们这么议论、非议，尽管你们所说的不一定是实情，但议论对国家产生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没脸面再待下去了。给皇帝提意见，皇帝不听，本来自己已经尽了职责，但是生在这种皇帝当政的时代，太令人沮丧了，不干了。

从前，读书人寒窗苦读，走科举求取功名，能成功考中的人是很少的，能考中后入职做官的更少。唐朝官员通过读书科考当官的仅占10%，但唐朝社会风气崇尚通过读书科考入仕，而以通过别的途径当官为耻，“士耻不以文章达”。宋朝录取的比例要大得多，但还是极少数人才能成功，因为参加考试的人数也同时大增，所以“天下才能，老于岩穴，不沾寸禄者多矣”！

尽管这样不容易，但是很多读书人好不容易考上了，也当官了，没几天，自己要求退休回家，不干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明朝陕西高陵人吕柟，状元出身，一辈子为官治学，为人处事，皆以希贤希圣为宗旨，当官数次辞职；皇帝数次起复请他再当官，他又提意见，又辞职，如此反复多次，最后终老关中老家。你说他辛苦，然而他“仕三十余年，家无长物，终身未尝有惰容”。

就是说，你让我干，我就按道理干；你不讲道理，我就不干，哪怕我饿死也不干。吕柟道德文章、行为事业，为天下楷模，名声远播，当时自称“小中华”的朝鲜国给明朝皇帝上书，请求赐给一套吕柟先生的文章，为其全国教材。

当官很不容易，可为什么遇沮则退，不珍惜自己的前程，去好好地巧言检讨，用那种神逻辑“别人是禽兽，我没当禽兽不如就不错了”，博得皇帝和上司的理解同情，保禄固位不好吗？不行！当时权宦刘瑾就是吕柟的关中同乡，他却备受刘阉打压排挤和迫害，按照世故的价值观，吕柟太执拗了，太不会来事儿了，其实你拜访一下刘瑾，吃顿饭、唱个歌、弄个书画笔会联谊，就好了呀。而这在吕柟和他的那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真正的士大夫根本就不具备丝毫蒙混世事的“贱商”。

为什么他们那么不珍惜自己辛苦得来的功名官禄？因为他们有廉耻之心。有廉耻之心，即仁善之源，就没有“贱商”。今天的人思维贪惰，以为一建立某个制度就会万事大吉，总希望浩繁纷乱的政事人心有一个阀门，一下子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希冀毕其功于一役，忽视人的廉耻之心的培养。其实，制度再严密，人没有廉耻之心，都会钻制度的空子，慢慢将空子扯成豁口，最终致使制度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