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次访谈，李先生觉得我还比较用功，对他的思想也比较了解，因此也很愿意与我继续交流。此后，他回到美国，我就经常给他发电子邮件请教问题。比如，我想研究清末改革是因何覆灭的，列出了李鸿章、梁启超、杨度三个研究对象，他就建议我研究李鸿章，因为李鸿章处晚清军政、外交要冲，一生务实，非他人可比。国内出了一套《李鸿章全集》，售价24000元，我向他感叹价格太高。他说，研究李鸿章也未必要读他的全集。

李先生著述宏富，包括美学、哲学、儒学、思想史等领域，我总以为当下的中国人对他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就想与他做一次长篇对话，先生也同意了。我拟了近两百个问题，发给他，他打印出来，在纸上做了简要回答。但他又觉得过于简要，还是决定暂不传真给我，待他日见面我们再详聊，哪知道直到今日，这一计划也没有完成。原因是，他的身体不好，每次回国，我打一两次电话，知道他身体染恙，就不便再致电叨扰了。

2012年我们又见过一次。那次陈明、干春松、唐文明等教授请李先生茶叙，先生让我也去参加，他还专门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带给了我。他们聊的是儒教，这不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茶叙结束，我扶先生回家，趁机才问了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路上闲聊，他问我对王蒙的看法，我说，“王蒙进不了文学史”，他笑了。他对国内文学界关注不多，问我国内是否有出色的作家，我给他推荐了刘震云，因为刘震云是时代的批评家，老辣、幽默，他听得很认真。

两次面谈，他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媒体人和企业家寄予厚望，反而看不上国内的学术界。特别是2012年这一次，我们在他家楼下惜别时，他明显流露出对我们媒体人的殷殷期盼。我对国内的一些事情表现得有些急躁，他说，不要急，小步走，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