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成吉思汗手下，称为国王的只有木华黎一人。木华黎一直转战于辽西、河北、山西、陕西。

成吉思汗从一开始的兴趣点就在“西方”，他把征讨的重点放在了西方。

太行（山脉）之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

据说成吉思汗曾经这样讲道。

在首次伐金战中投降蒙古的契丹人中，还有一个跟随西京留守的石抹明安。他在作战中一个人投降了，并规劝蒙古军不要屠城。

他说如果不屠城的话，那些原本与蒙古为敌的人会相继投降。正如他所言，除了女真族之外，契丹族、汉族人愿意为金朝殉命的人很少，大家都在伺机反戈。

蒙古在伐金之战的初期，与土地相比，人口掠夺是主要的目标。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占领土地的念头，只想在战后进行掠夺。为了能掠夺，才要打仗。但就算是打胜了，也没有在那片土地上停留下来的意思。这种战争与草原上袭击帐篷群是一样的。

石明抹安是契丹族人，并不像女真族人那样忠于金朝。金朝最近虽然改善了对契丹族人的待遇，但也不过是杯水车薪。

这些投降的人，无论汉人，还是契丹人，都是著名的人物。但成吉思汗有时也会随意地选拔一些人。偶尔他会说：“那个人长得相貌堂堂的，从今天起就担任我的守卫吧。”看上去好像漫不经心，但往往选出来的都是很优秀的人，归根结底成吉思汗的第六感是非常敏锐的。

在这次战争中，一个张姓男子得到成吉思汗的提拔，虽然他有自己的名字，但人们都叫他“拔都”，拔都是蒙古语“勇士”的意思。

张拔都是出生在昌平县的汉人，但也有说他实际上是契丹人的。像他这样不知自己出身来历的人很多。

在成吉思汗的帐篷附近，拿着武器担任守卫任务的，总的来说是年轻人，他们都是蒙古帝国的精英。

有一次，成吉思汗带着达达马斯的部下约翰出征，这不过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而已，但约翰和张拔都却很对脾气。约翰向张拔都学习汉语，张拔都则向约翰学习各种语言。

“我父亲不在了。”约翰说道。

“我也是。”张拔都道，这句话将俩人联系在一起。

有一天，约翰对张拔都说：“以前对你说我父亲不在了，其实他可能还活着，只是我父亲好像把我抛弃了。感觉像对你当面说了谎，让我挺不安的。”

“我也是。那种情况，我们也可以算是父亲不在了。”张拔都一边揉着鼻子，一边说道。

蒙古军虽然包围了金朝首都燕京，但没有进城的打算。蒙古人只想震摄燕京，对它周围进行威吓性的接近而已。

翌年即1212年没有大规模的战争，特别是成吉思汗严禁攻打燕京。

从这时开始，人们逐渐熟悉蒙古的做法了——投降者不杀，而顽强抵抗的人一定会遭到残杀。

如此一来，投降的人就大大增加了。而约翰和张拔都则是对各地权势人物宣扬蒙古这个政策的主要人员。

约翰还主动向人们宣扬基督教，当然，这是取得成吉思汗许可的。

“有的人虽然已在恪守基督教的教导，但却并不知道这就是基督教。”

他针对各地的慈善团体这样说道，河北著名的“清乐社”就是其中之一。清乐社的创始人是史伦，他的画像被供在了祠堂中。

史伦的后裔，现在最年长的是史秉直，史秉直的长子史天倪掌管着清乐社。

自然而然地，约翰对清乐社产生了兴趣，他主动登门拜访了。

约翰、张拔都都没有向人们表明自己加入了蒙古军，这天，约翰只是作为基督教的传教士来到了史家附近。

“噢，是说耶稣啊。”有人咕哝着。

“是的，是耶稣。”约翰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