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曙林拍摄《中学生》系列当时，北京作家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已经于1977年发表。这篇被认为是“伤痕文学”发端的小说的出现，开始引起人们对于僵化的教育制度尤其是意识形态控制教育的反思性思考。那个思想意识非常正统化的学生干部谢惠敏，作为那种僵化教育体制下的某种典型人物而受到质疑。但是，在任曙林的这个系列中，摄影所特有的观看方式却无法展现如小说这个手段所能展现的复杂的内心活动、人物描写与作者对于现实的思考，因此，《中学生》系列所反映的只是一种某个特定群体处于常态之下的日常生活情形。

与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所能够达成的目标不同，加上摄影与小说各有其独擅胜场的地方，任曙林的《中学生》系列所展现的并不是一种对于当时教育制度或教育模式的批判或质疑，而是通过展现一种在今天看来具有相当理想化色彩的无垢、纯朴与纯洁的校园生活，让我们

记忆一种特定的历史真实。至于如何评价当时这种现实，则是今天我们这些照片的观看者的任务了。这同时也告诉我们，摄影的可能性与局限性是如此复杂地相互交织在一起。

虽然任曙林所呈现的青少年们并不属于反叛者，但任曙林本人通过这部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摄影观念与手法却具有某种反叛性。就拍摄手法而言，《中学生》系列始终以平静的态度去观看中学生的生活，至少没有以过分阳光感的高亢画面，去加持那种集体主义意识形态，

而是始终从平视的角度去处理他面前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手法起到了对于青少年形象的去理想化的作用。《中学生》系列着重反映的是这部作品的主角中学生所身处其间的日常生活。记录、反映常态的学习生活是任曙林的目标，即使有时仍然能够发现国家政治

生活对于学习的渗入，如学生为参加国庆游行排练所写的决心书等，但《中学生》系列基本上没有纳入或者主动回避了这类内容。他的照片少有中学生们激烈的表情、行为与状态。显然，他的这种追求发现日常的诗意、刻画日常的诗意、不斤斤计较于高潮瞬间的观念与拍摄

手法，对于传统的摄影观念与报道摄影的概念是某种商榷、冒犯，也是一种突破，尽管那有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突破。

检视任曙林拍摄这部作品的当时，中国当代摄影还处于从过去的纠缠中脱身开始走向追求呈现真相与探索摄影语言的起步阶段。而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表现出一种自觉的反浪漫主义的态度，而且对于舶来的“决定性瞬间”这样的主流摄影话语已经萌生对抗意识，并付

诸自己的探索实践，实属难得。在摄影ABC中，有一始终占上风的说法，“摄影是瞬间的艺术”。受此说诱惑与挑逗的摄影家不在少数，而且有些以此得大名并沾沾自喜于一二精彩瞬间的捕捉得逞，但任曙林在那时却已经能够做到不为一二激动人心的瞬间所动，而是着意于

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所展开的摄影。他按照自己的摄影美学理想，展开没有戾气与火气的摄影，这在当时的情景之中，也属“反潮流”之举。

顾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