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赓武教授所编的《香港史新编》，要读到字里行间去才有意思。尤其是不同篇章的不同作者对同一事件或课题的看法，总的来说虽然普遍地符合主流论述的标准讲法，但间中也可以读出颇为微妙的差异。香港史是延续的还是断裂的，是其中一个例子。这属于一个时间跨度上的问题。另一个从共时的空间切入的例子，是香港地域民族的关系模式，究竟是倾向融合还是冲突。

第一章《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启示》的作者区家发，除了强调香港地区数千年历史的延续性，也努力形塑一种共融的观念。他提到，早在秦朝时期戍边开发岭南，设置郡县，“大批中土人士带来了中原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加速了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又使境内深居溪洞的各部越人逐渐转变为郡县的编民，与南下定居的中土人士通婚融合，为创造绚丽多姿的岭南文明奠定了基础”。当然，奏始皇开边设郡是可考的史实，问题是随后对此史实一厢情愿的设想。秦向外扩张，根本就是帝国侵略，把弱小民族消灭，吞并到自己的管辖下。时间的距离、强权的得胜和功利主义式的价值观（只要带来经济发展就是合理的行为），令我们常常愿意对历史的残酷和不公视而不见，并且以美丽的言辞替强权粉饰。以此共融观为指导，作者引申到以下的结论：“综观上述，香港数千年来，人口不断流动，居民来自五湖四海、难免因姓氏、地域、语言、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不同而产生某些矛盾和碰撞，但基本上还能和睦相处，各司其业。”值得留意的是，所谓的“和睦相处”究竟是基于什么因素。是真正的群族间的平等互让并存，或是互相制衡，还是由于强势群族对弱势群族的高压所造成的一个缺乏表面冲突的“和睦”假象？

对于这种共融观，另一位作者冼玉仪似乎抱持怀疑的态度。在谈到一八九八年新界居民联合抵抗英军进驻新界，她认为大族村民之所以发起武力抵抗，是由于“他们害怕失去既得利益，包括在‘税阀制度’下征收地税的权利”。于是，“凭着他们多年来村与村、乡与乡械斗和组织乡勇、乡约所积累下来的经验，在大族子弟领导下抵抗英兵”。这几句说话对新界住民群族间一向所处的关系，作出了可圈可点的描述。事实上，在香港地域的群族流动和替代过程中，历史必定充满着“矛盾和碰撞”，问题只是我们是否选择视而不见，不去研究、面对和反省它。

早前孔诰烽关于蜑族在香港地域遭受歧视、压迫，甚至是被宋朝汉人屠杀的历史研究，就是要令我们警醒，在粉饰得美轮美奂的共融历史背后，埋藏着许多不义和不公。这并不是如一些回应所说的反文明、反进步、鼓吹分裂、挑起矛盾。我反而认为，认识、尊重和坚持差异，才是文明之所以为文明的内蕴。若不，任何富足发达的大国或大群族，都只有资格被称为强权。而且，综观世界历史，无论在东西方，人类皆假“文明”之名，做出了历史中最黑暗、最残暴、最恶劣的事情，无数的弱小群族因而灭绝或被迫同化，而我们还在高唱胜利者的颂歌。“文明”，实在是个危险的字眼，不可轻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