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种人，当然不肯安心在老家呆着，仗着手里有俩臭钱，在南京裤裆巷买了一处宅院，调教起歌儿舞女，编剧导演一肩挑，演绎他创作的戏曲。也别说，在这方面，这小子颇有几分歪才。张岱在《陶庵梦忆》中，盛赞他家的戏“本本出色，脚脚出色，齣齣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看了这样的评价，真让人遗憾阮胡子之生不逢时，若是活在现在，怕不比张艺谋陈凯歌风头更健？

按照陈寅恪的说法，阮大铖创作的《燕子笺》《春灯谜》二出戏，有其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陈是经历过沧桑世故的人，有这样一种体贴入微的慈悲，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这样去理解别人，至于那些春风得意，未曾翻过跟头，各方面都处于强势的年轻人，就更是这样了。

没错，我说的就是复社里那帮公子哥儿。

当时的社会，有点像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社遍地开花。不同的是，那会儿的文学社除了探讨文艺，还关心政治，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以贵公子为代表人物的复社，便有接过东林衣钵清扫天下之志。

想睡觉就来了个枕头，想清除奸恶就来了个阮胡子，昏头昏脑撞上门来的阮大铖，正可以被这闲得长草的年轻人拿来练手。

这就有了《留都防乱揭帖》。

某日，复社核心人物之一吴次尾和一个姓顾的年轻人在一块聊天，说这阮胡子新来南京，应酬交际，不亦乐乎，好像还很有市场似的，怎么没人揭他的画皮呢。顾同学慨然道，我豁出去，愿为南京城除这么一害。吴次尾一听也来了劲，俩人一拍即合，细细谋划，不知道是觉得两个人的力量还不够大，还是认为这么有意思的事情，不能不带上陈贞慧，就跑到陈贞慧那儿，鼓动他也来掺和一下。

陈贞慧非常赞同，说那些跟阮大铖来往的人，有些属于不知情，我们一旦点破。他们肯定要把这姓阮的当成臭大粪，“争思决之为快”。

说干就干，吴次尾当晚灯下就拉出个初稿，全文一千五百字，提出阮胡子三条大罪：

一，阮乃阉党余孽，逆案中人，不好好在家闭门思过，还到处结党营私，实在可骇；

二，攻击阮的经济问题，指出阮某积赃私数十万之多；

第三，而今流寇作乱，多事之秋，阮某这样的坏人务必根除，否则有可能祸起萧墙，危及陪都。

细看这三条，第一条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凭什么你们见天聚会就是谈诗论文，意气相投，人家阮胡子会个朋友就是结党营私？第二条则为空穴来风，你们又不是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数据何来？罪名如何确定？至于第三条，看似振振有辞，实则无理之至，任何人身上都有犯罪因子，要是这么未雨绸缪下去，这世上的人个个该杀，包括这些年轻人自己。

但是，愤怒其实是一种让人感到很享受的情绪，当一个人说“我愤怒”，他马上就会感到自己气势如虹，声势如虎，真理在握，顾盼自雄，超越了平时庸俗谨慎精打细算过小日子的自我，看觑得自己也如伟人一般。相形之下，理性则是迟疑的、磨蹭的、唧唧歪歪的、不爽快的，当然是前者更有吸引力。

就像天涯论坛上goto先生所言，人民需要荡妇，来显示自己的道德和忠贞，来显示自己是社会的大多数和领导者。同理，人民也需要公敌，用公敌的“非”，证明自己的“是”，所以，这个《公揭》一抛出，应者云集，吴次尾陈贞慧他们，很快搜集到了一百四十几个签名。

要知道那是媒介甚不发达的社会，不像现在，坐家里朝网上发个帖子，只要标题骇人听闻，能混到成千上万的跟帖，这一百四十几个签名背后，是吴陈们的匆匆脚步、仆仆风尘，那段日子里，南京城的很多角落，都印上了这些热情的年轻人的脚印。

一百四十多签名，像一百四十多发炮弹——吼吼，这比喻有点夸张，再说那是冷兵器时代，不如说，像是一百四十多枚石子，通过年轻人的弹弓，朝阮胡子射来，把毫无心理准备的他，打得落花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