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在豪侠和商人之中就存在江湖基因。但是作为一种系统化的社会结构，江湖萌芽发生在人满为患初显端倪的明中期，大约在公元16世纪前后。然后，经过300年的发育和人口大盘调整，至清乾隆退位后的19世纪初，随着人口膨胀，江湖社会开始崛起、爆发。至20世纪初清末民初，江湖彻底颠覆正统秩序，成为中国的主导社会结构之一，从此中国开始全面江湖化的历程。

江湖是正统社会以外社会结构的泛称，仔细辨析，存在两种结构类型，一种是结盟的帮会，一种是不结盟的关系网。前者称“秘密社会”，后者称“关系社会”。“秘密社会”奉行团体结构，有严格的组织和制度。“关系社会”奉行网络结构，以人际关系为联结依次蔓延，有不甚严格的人情习俗和面子习俗。二者都符合深层的社会结构规律，可以在社会交换论、冲突论、符号互动论和结构功能主义中找到内在逻辑。

如果说江湖化是一种社会病，那么中国罹患此症业已五百余年。古典中国奄奄一息，忍受机能衰竭、结构江湖化的折磨。江湖化是古典中国衰老的象征。古典中国正在江湖性解体之中，等候最后的判决。她是在全球竞争情势下的转型过程中消亡，还是在变化中创造性自我更新，首先看她能否克服江湖化，重塑社会的健康结构，重塑新格式的价值系统、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江湖是蜕化的儒教，是儒教衰落后的阑尾赘物。一个江湖极端泛滥的国家，注定不可能实现强国富民，注定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所以，本书主题不是一件小事，不是故事传奇，不是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不是清夜里烛光下的小资情调，而是在谈我们民族的膏肓之疾，一个五千年古老文明、一个两千年儒教熏蒸国家的老年顽症。简言之，中国的将来有无希望，要看中国社会能否克服和超越江湖，超越社会结构的江湖化。

这一切，都要从清算江湖开始，清算那个积习已久的江湖中国，混混们的中国，那个习惯于糊弄人、捣糨糊、巧取豪夺、混日子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