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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江湖化——人地之争、游民兴起及儒教制度的崩溃(3)

江湖中国: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 作者:于阳


公元1500~1800年人地矛盾总爆发

局部人满为患肇始于明朝中叶,约公元1500年前后。当时福建、安徽南部等地人均耕地跌至四亩以下,剩余人口开始外流,离开家族及宗法制度控制。这一趋势,对于古典政治制度的破坏是致命的,它宣告:一部分人已进入制度真空,蒸发了。随着人口继续增多,过剩人口和游民也越来越多,形势愈益紧迫。儒教政治又苟延残喘约三百年,至1800年清乾隆、嘉庆交际,清算终于来临。此时,全国合计人均占有耕地资源已不足四亩底线。人均四亩的底线属于古代农业生产承载力天限,是古代农业无法逾越的技术极限。低于底线,人民就会大量饿死,政治制度随之失去合法性。至此,从理论上说,传统社会的经济体系已不能自给自足,建立在农耕经济之上的古典文明秩序已无法维持,结局唯有崩溃。崩溃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国共内战结束。一部近代史,就是一部儒教崩溃史。

中国人习惯说帝国主义靠“坚船利炮”的强势使西风东渐,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西方列强的侵入加重了中国的苦难,那只是外因。假如没有西方文明到来,儒教政治也会自行坍塌,因为人地危机始终摆在那里,且愈演愈烈。体制外的太平天国和泛滥的帮会、教门都是缝隙,西方人的到来不过是雪上加霜,火上加油。俗语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是缝,一个是苍蝇;中国社会内部不出现人地危机和制度缝隙,西方苍蝇便无机可乘。其实,西方列强早就对中国垂涎欲滴,从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至大不列颠英帝国,早已环伺几个世纪,就等鸡蛋出现裂缝。这裂缝,他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国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今天我们才知道,是儒教文明特有的人地危机。

按照人口增长趋势,19世纪后中国大地业已人满为患,儒教制度根本无法管理,天限已经来临。清代学者汪士铎于1855年在《乙丙日记》中痛苦地记载:

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

汪士铎道出了“裂缝”:到处都是庄稼,还不足以人民果腹,饿殍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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