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沐儒教，何以落后日韩？

如果不参考“江湖”因素，仅归咎儒教的罪过，很难揭示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上的艰难曲折和跌宕起伏，也难合理解释为什么曾经走过那么多弯路。

实际上日本人口危机比中国到来更早，早在五百年前，也曾萌生过类似江湖的游民萌芽形态——日本浪人，即破产的武士阶层。史料表明，明代滋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其中大约三成属于真正“倭人”——日本破产地主和浪人组成的游民，他们裹挟中国游民、破产农民组成海盗团伙，规模通常达数万人。与中国同理，日本之所以在近代蜕变为军国主义侵略性国家，与其制度造成的人口过剩，过剩人口寻求生存出路有关。日本是一个岛国，边界被海洋固定，文化受中华儒教影响，尤其受儒学相对保守的分支——朱子理学熏陶，存在类似的家族主义结构和人口激励机制。一旦人口过剩只得寻求海外殖民扩张，寻求新的土地和矿产资源，直至往文化母国的土地去恣意撒野。

后来，日本最终演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没有变成一个制度断层的、混乱无序的江湖国家，关键在18～19世纪日本所处的社会格局，以及后来日本通过商业和资本主义化走过的道路。日本在资本主义前夜的封建幕府时代，就摆脱了中央集权政治羁绊。有学者认为，恰恰是中央集权与封建分权背景这个分水岭，决定了中日两国近代不同的命运。

自秦始皇后，中国几乎不再出现西周分封制度。封建割据与权力制衡产生的真空，在近代历史土壤上，容易滋生类似西欧的商业交换因素和资本主义中间机制，从而初步整合封建政治与资本主义商业。日本更进一步的发展，是利用商业方式管理政府财政，增强了国力，从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催生了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不是日本硬性戴上了资本主义帽子，而是日本社会发展现状已然具备与欧洲相近的历史条件，当权者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水到渠成。此后，日本奉行“脱亚入欧”国策，全面效法西方，改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和宪法法治，以出口制造业和外贸经济立国，以军国主义做后盾保障经济，以法制管理国内移民问题，以人口与资源优化配置带来生产力进步，无形中消化曾经过剩的人口，从而避免了中国式江湖化的社会瓦解。

韩国也自称礼教发源国，儒教之教化不亚于中国，不能说所谓“吃人礼教”对韩国现代化毫无影响。但韩国现代化时间的起点比中国迟，现代化却走在中国前面，甚至人民生活依然保有深厚的儒教传统，这让礼仪之邦——中国汗颜。在一些国际大都市的公共场合，中国人的坐态站姿、礼貌敬语、行为自控、精神面貌都不及韩国人更像儒门之后。这个事实很值得中国人反省：儒家文化非全盘清算不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在“救亡图存”压力下显得过敏和极端？古老儒教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很复杂，未必全属消极，也未必全属积极，也有与制度转型无涉的中性因素，切莫一棍子打死。被妖魔化的“吃人礼教”并非造成中国落后于日韩的主因，反观中日韩国，唯中国的江湖文化氤氲大盛于日韩，已然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特征，从世界文化看中国文学和电影，除了江湖武侠还有什么新意？

近代中国危机的根源，到底应该归咎于儒教还是江湖？韩国现代化提供的答案至少说明，儒教即便有负面作用，也并非全盘抗拒现代化。儒教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尚需进一步考量。

但是，没有一种因素否定江湖与近代中国灾难无关。事实上，江湖文化也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与其头脑僵化地继续反“封建”，不如态度端正地重新审视江湖。“封建”要反，江湖也要反。有人说，江湖是蜕变的儒教，怎么能说与儒教无关？

是的，江湖是儒教的儿子。然而，案犯是儿子，与老子既有关又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