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清：江湖成熟的时期

从世界性视野，看明代开始的制度危机

从世界史来看，晚期封建时代从定居走向移民是人类历史发展大趋势，是古代与近代的分水岭，它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获得新的生产力，创造更多财富，减缓人口繁殖增长的压力。因此，明代人口大规模迁徙（包括游民泛滥）是中华文明在近代的正常趋势，唯一要补的功课是：个人脱离家族制度后，如何创造一个非家族的新制度？

这一点可以借鉴欧洲移民社会及相应的现代制度。

现代制度源于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两条线索汇合，前者是自由主义传统，后者是团体法律源头。从一侧面看，它的精髓就在鼓励移民，并善于以规则管理移民。在巩固规则前提下，引导人力与社会资源不断更新组合，带来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创造文化及经济进步。近代欧美国家机器之所以强大，从技术视角看，自由与法治是根本原因，而不是五四运动向往的“民主和科学”。民主和科学只是派生文化，不是源头。

如上述，明朝社会从中古向近代发展时，无例外地遇到了移民问题。与欧洲社会相比，由于传统资源不同，中国社会采取了迥然相异的对策，结果当然不同。欧洲从中世纪进步到近代，有两种传统资源作推助：一是欧洲居民源于游牧民族，文化制度对迁徙和流动人口具有包容性，游牧文化与移民文化都具有迁徙性；二是统治欧洲千年的基督教提供了正式团体的制度训练。进入中世纪后，基督教在封建家族制度外构建了平行的教会组织体系，与家族组织对峙，构成社会二元组织模式（古代中国采取家族主义一元组织，朝廷实为皇帝家族，大臣是佣人）。在欧洲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关头，教会从组织示范和政治权势上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以商业城市为基地，以教会为蓝本塑造了一种新契约团体，来取代封建家族组织。这是现代公众社会的前身。

相比较，明清中国社会在脱家族化的转型中，既无游牧传统继承，也无教会范例，只好采取改儒教以适应游民的方法产生江湖组织，形成近代教门和帮会。明代以前，儒教与教门帮会几乎无任何瓜葛，但自明代罗梦鸿“罗教”创造性地移植儒教教义，融会儒道佛三教生成教门规矩，后世秘密教门几乎都以其为蓝本。两汉至唐宋江湖一度流行的道佛原理，反倒退居其次，从而形成一种事实上的蜕化儒教大趋势。如果说孔孟之道是士大夫的儒教，那么，江湖则是游民和下层百姓的“儒教”。

对照欧洲，才知道历史存在太多的偶然，如果中国在家族组织外发育出足够规模的太平道、白莲教等非家族教门，那么社会模式才有脱儒教、脱家族化可能性。但是，这些体制外的团体传统的势力太微弱了，不像欧洲在家族之外存在平行的基督教会，可供作为变革的力量依托。在历史驱使之下，后世江湖几乎一边倒地模仿、改良宗法制度，继承了儒教衣钵，形成各自的江湖规矩，故不负“蜕化的儒教”之名。对照来看，两汉至唐宋的江湖是出世的，以豪侠义士为主，不屑于与正统为伍，所以信奉道佛居多。但是，明代以后江湖转而入世，主体由隐士转变为漂流游民，性质由隐匿变作谋生，所以合作组织的建构是必需的。在中国文化的系统内，只有儒教才能供给团体组织以入世的方法。

明代正统儒教式微，却在体制外江湖找到新的用武之地，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转变。至此，儒教体制内外界限开始变得模糊，空间相互渗透，儒教文化流向体制外，帮助指导建构泛家族式教门、会党和商帮，而体制外江湖进入官场生成朋党和山头。江湖变得儒教化，朝廷变得江湖化，内外沆瀣一气，体制内社会的江湖化开始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