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个极端之间，即人口介于50万～500万之间的城市，是一种模糊的样本，既是关系网效用的边际，也是法治社会的生长点，处于一种双轨制过渡状态。关系网重要，社会团体也重要。这一类大城市初步建立了公共社会的雏形，所以一个普通市民不依赖熟人也可以依靠公共体制——市场和法制生存。但是由于许多这类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尚不完善，一些涉及人文关怀的更高级方面——更高层次的生活需要不易得到满足，譬如提职晋升、工作调动、亲属户口农转非、幼儿入托、子女转学就学、保姆担保问题，还有遭遇交通事故纠纷、公务人员无理刁难……此时，熟人关系就很好用了。

我们不能拘泥于纯粹的数字，更要看到中国大量城市人口集中生活在适于操作关系网的小城镇的事实。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2000年，中国90%的人口都生活在人口15万以下的城镇，也就是说90%基层人口肯定处在关系网生态适宜滋生的人口规模中。

为探究关系学的源头，还是回到小城市。对于那些城市人口小于50万的典型关系社会社区，如果普通人完全不用关系来经营自己的生活，那么，日常生活肯定是障碍多多，困难重重。譬如，孩子入托、入学、就业、个人调动、晋升、开店、办公司、摆平人事纠纷……这些对小城生活至关重要的事务，都要依托于熟人圈来解决。小城的生活，以熟人圈为基石，然后才是复杂的社会组织体系，有熟人是必要条件。比必要条件更进一步，有熟人还是充分条件，可以提供风险庇佑、供给特权和物质优惠，令生活锦上添花。譬如，获得紧缺资源，购买紧俏商品、内部商品或廉价商品，吃餐馆挂单赊账消费，分享政策性优惠，优先安排海外定居，医院里看病的优先权、名医选择权和更加周到的服务……难以备述。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切都有代价，后门特权需要双方互相给予。一个人，如果没有直接的特权资源，甚至没有间接的关系充当介绍人，最终的结局也只能是边缘化，被挤到城市生活边缘。因为关系必不可少，所以关系是中国人生活的“维生素”，尤其是中小城市市民生活的“维生素”。

在乡村，反倒是关系社会的例外，乡村基本不成关系社会。村民都是熟人，没有生熟之分，没有生熟差异生成的特权空间，这意味着不存在或者只有很微弱的拉关系的价值。笔者特意跟随人类学家到贵州侗苗族村寨做田野调查，发现人人都是熟人，没有开后门的资源，公权寻租资源薄弱，没有搞关系的需要。这显示，关系基于社会交往的一种落差格局，它是熟人对生人的优先权，而这种落差只存在于一个生人与熟人混居的移民社会。小城市和城镇是典型的移民社会，大城市反倒人人都是陌生人，生熟差异削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