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睡前我还有几里路得赶一下——

说真的，我这样一个已沉睡的编辑并不很为那些犹在赶路的编辑忧心，就算那些信守承诺而来的读者真的只剩一千个，就算“两千册的奇迹”这一公式已不再精确如昔，我以为这一算式的形式，以及它的根本精神、意义和关怀仍是成立的，而且是必要的——你也许必须提高书价了，你也许必须放缓脚步更耐心也更机敏才行，你也许必须调整卖书的方式以及地点，你也许必须找出发现读者以及让读者发现你的不同途径和语言，你甚至必须用华文大世界而不再只一个台湾来重新聚沙成两千人（或相当的经济回收）云云，有一堆琐碎痛苦不堪的事得一一去做去加减乘除，但重新让此一公式成立仍是很划算的，确确实实的计算一次可供你保固个好几年。它有点像《圣经》里那一道洪水停歇、鸽子衔回橄榄枝、人和凶暴大神协议各退一步相安无事的美丽彩虹，它给予你一个适度隔离、不会被资本主义时时骚扰逼问的位置，是编辑志业的“消极自由”（以赛亚·伯林）和“私人房间”（本雅明），保卫着不尽如人意但确确实实的可能性和想像，让你工作而不是天天恨人骂人。每一代有志业负担的编辑，必须找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奇迹公式。

我比较真实的忧虑仍在大一点的、比较缺乏自觉缺乏抵抗力的另一面——我得到的较完整讯息是，今天台湾出版的总体数字其实并没太明显的衰退，真正严重受创的是这种卖两千册的书。也就是说，这波灾变出事情的不是出版业本身，它只是在进行自身结构的变化调整；我们真正快速失去的，集中在书籍世界里深奥的、精致的、独特的、富想像力的，以及不懈采向冲决向思维边界这一部分。这当然有点奇怪，因为不管是人的阅读习惯和能力，乃至于整体社会的思维人文水平，都属较本质性的东西，其变化轨迹总是黏着的、积累的、“缓变”的，不会像流行事物有如此戏剧性的、翻脸般的起落。因此，比较可信的解释是，台湾社会并没在这几年一下子变笨变坏变得单调无趣而且怯懦，而是这两者之间断去了原有的联系，仍然有这样认真想事情认真写书的人（比方说了不起的小说家舞鹤，就我所知正沉静的开始一个极棒的长篇），也仍然有想买这些书看这些书的人（比方你我），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是，这两端的需求都还在，只是它们不再是一种“有效需求”了，无法通过商业市场得到满足，正迷途流窜在空气之中。如此，真正变笨变坏的危险尚不在此时此刻，而是这些得不到满足、找不到出口的书写和阅读需求可能无法长期撑下去，比离水的鱼好一点，但它们仍会窒息、死去并分解消散。

如果从我们前面对两千名读者构成的猜测来说，我相信快速消失的不是核心的读者，而是外围的“假装”和“错误”读者——后者精明起来或谨慎起来，而前者不再装了，这部分的丧失才可能是快速的，因为他们的假装和误会必须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前提，得不假思索的信任某些价值、某些他们还无法企及的确确实实向往和梦想，并保有一分必要的敬畏之心，而这恰恰好是台湾社会这几年流失最快如崩解的东西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