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的色彩以及率真、欢悦的气氛置于简洁的形式构成之中，这是他的艺术中最少受其他艺术家影响的作品。他说过，他的山水画之所以画得这么少，是由于他不追摹古人而带来了不少麻烦。（也许他还记得旧时扬州画家们的名言：“金脸，银花卉，要讨饭画山水。”）正如道济曾宣称“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齐似乎是公然地蔑视传统，而这种挑战使他的山水画具有一种纯粹视觉上的惊奇和快感，因为它们显然不是那种可居可游的山水。齐白石以极富神韵、色彩强烈、笔墨遒劲的花、鸟、虾、螃蟹、蛙，以及葡萄和葫芦，酒壶和菊花等反复使用的题材著称于世。如果说他的画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吴昌硕，那么他的构图通常更为简洁，他的空间感更为自由和开放—他的画“呼吸”得更舒畅（尽管有时他也画有精微细节的昆虫，并使人想起他早年的工笔功底）。他不擅长画竹，这不免令人惊讶，因为他的书法那么雄强有力。像许多中国画家一样，他经常重复同一题材，用一挥而就的虾和蛙去付账单和应酬朋友。晚年他的这类画多由他的儿子齐良迟代笔，赝品极多。他从未因他的画以尺作价感到羞耻。当我们想到，他的出品量是那么巨大—据说他一生画了10000多张画，仅1953年就画了600张，就知道他得多么紧张地生产，而他的画至少看上去是那么新鲜生动，这就足以令人震惊了。在他艺术生涯的鼎盛时期，他是一位最重要的大师，他对于年轻国画家永远具有激励作用。李苦禅是齐白石最有才华的学生之一。1899年他出生于山东省高唐县贫苦农民家庭。1919年他来到北京，参加了吸引许多青年男女的勤工俭学会和业余画法研究会，白天以拉人力车维持生活。在研究会他遇到了年轻的徐悲鸿，徐以创造新国画的理想激励他。1922年至1925年他考入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学习西画，同时拜齐白石为师。自此以后，尽管他始终对西画有兴趣，却以中国画教师的职业终其一生。1930年至1934年他曾执教于杭州，后来在北京任教。“文化大革命”中他历尽磨难，最后恢复了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生涯，直到1983年去世。他对朱耷和石涛的崇拜表现在他所画的禽鸟（图1.5）、花卉、鱼和松树中。对于笔墨的控制，他比经常率意为之的齐白石，显得更为谨慎和周到。他的画构图繁复却能够紧凑、生动。无论如何，北京尽管有陈衡恪等艺术赞助人，以及齐白石这样的天才，还不足以成为20世纪国画的真正中心，因为这座城市已经变成王朝衰败的象征，1911年的革命也没有使它完全从衰败中复苏起来。直到蒋介石于1928年统一中国，才熄灭了北方因连年的皇权之争和军阀之乱而燃起的战火。中央政府迁至南京。到1920年代中期，在五四运动（由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发起，致力于国家强盛和现代化的运动）令人兴奋的年头过后，北京变成了一潭死水，人们仅仅生活在辉煌往昔的余光中。相反，上海相对繁荣稳定、视野开放，它使北京黯然失色，并逐渐变成艺术活动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