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大家莫名的仇恨，我一直觉得我死的时候应该主动让大家庆祝三天。挂大红灯笼、放鞭炮，谁想来谁来，别折腾人。吃完饭之后大家捧着成绩单，纷纷来给我献红花。遗像的底儿上放一张绿卡，代表我对留学生做出的杰出贡献。但是这一天来得太突然，没来得及准备。我在葬礼上看着黑压压一片的人群，听着神父沉痛哀悼我的一生。这辈子没听过这么多表扬的话，我自己都觉得死的不是我自己了。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就是苏鹿没跟着别人一起号啕大哭。外面下着雨，一片嘈杂声里她看着特别清楚，头发、眉毛、眼睛、心跳，都像是用铅笔勾了边一样，一丝不乱。

不对，她好像根本就没进那礼堂。时间过得太久了，几十天，一百年，五千年，一路上雨声喧哗，我也记不清了。

苏鹿这种小孩儿总觉得我懂她。高山流水。伯牙子期。其实我的思想境界和李毅吧那些打死也不会为她作品掏钱的屌丝们没什么区别。我只想看着她，为她找一处房子，春暖花开，最好离大海远点儿。我和小沈阳一样，一看见大海就想吐。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小伙伴思想境界都达到了她这种层次。比如简意澄，只要我想跟他愉快地玩耍一会儿，他一定会把手里的纸杯、鼠标、瓶盖儿，噼里啪啦全摔在地上，歇斯底里地大声号叫，嘴里还念叨着你别逼我你给我走吧。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一边应付着说你把昨天ENG101的作业借我我马上就走，一边觉得有的时候娘炮还真没姑娘胆子大，很多事儿和性别没关系。后来跟他同居的那个饭馆小老板几乎被她吓成了半身不遂，摸着他的头发颤颤巍巍地安慰他说这儿闹鬼真的闹鬼我们立刻就搬家。

其实我没想吓唬他。吓人的方法多得是。作家们早在我生前就在鬼故事里编排了无数种方法，窗外飘着，床下躲着，半夜霸占谁家的电话线路给他们用磕磕绊绊的英语讲故事。实在待着没劲了我会跟在一个姑娘身后，通常是中国香港的，有时候是小日本，踩在晃晃悠悠的电线上，陪她们走过漫长的夜路，拂过她们头顶上沙沙作响的树叶。树叶被路灯照得翻起半边，一半黄一半白。

而今我站在海边，礁石是骨骼，海浪是喧响的血液。渐行渐远的潮声是老朋友的呼唤，海滨口音，夹着粗糙的盐粒儿。总想着故乡在哪儿的人都客死异乡了，所以我从来都四海为家。这儿是个不错的地方，适合妖魔鬼怪，一睡万古荒凉。睁开眼睛还能看看沙滩上走过来的姑娘。老天爱开玩笑。我待在这儿，可能十万年长出双手，再过十万年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炼丹炉里熬五百年，五行山下磨五百年，等到你忘了有时间这回事儿的时候，就能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辉。

雨水当头淋下，整个西雅图的破孩子们都被雨淋得四处乱跑，一年之前也是这样。国庆节刚过，村里的人民都收拾齐整进城看烟花。那时候还没人知道他们身边的装×犯会因为躲一个慌不择路的毛头小子掉下山道而名扬天下。三两杯酒，五六碟小菜，水天一色，滟滟随波。月亮糊在天面上，像张油纸上的破洞。我刚同江琴捕鱼回来，裤脚湿淋淋的，撒下一地活蹦乱跳的螃蟹。过了春还有夏，过了秋还有冬，日子长得望不到头。那是二零一三年的秋天，水冷蟹肥。二零一三年的秋天，湿咸的海风吹过来，就像一张流泪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