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朝代的盛衰，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公权力的核心是不是开放的。这个核心如果以为自我凝聚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断地保障自己团体成员的利益，以至于关闭门户，以这种方式自求永续，反而是自找灭亡。这种自我封闭的过程，最多能维持五六十年，超过两代、三代，痼疾已成，核心内的领导者就不可能再有开放的意图了。于是，下面三代、五代，上下逐渐脱节，政府逐渐失去效率。政府中的官员找不着政府存在的理想，只是借着公权力以自肥，贪渎现象越来越严重，就越来越失去民心，社会力量无法匡正政治力量，除了决堤以外，别无选择。在混乱之中，新的朝代出现，又有一些人结合为新的统治群体。于是朝代周而复始，由治而乱，由乱而亡。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吃亏的都是老百姓。

如果一个政府的核心团体足够开放，可以不断吸收新鲜血液，不断地面对新问题，这样的核心就不会和百姓脱节。百姓聚合而成的社会力，也可以不断地和公权力对话，将百姓的需要回馈到公权力，使国家共同体成为为大多数百姓求安定、谋福利的力量。前面所说的兴亡盛衰周期，就可以拉得很长，甚至于不会发生。现代社会有民主制度，能够不断地更新政府，也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然，以今天的美国而论，掌权者并不一定在政府之中，也可能在企业界，大企业的共同力量，足以影响政治权力。但是，大企业的领导层，也可能是一个封闭的集团。实际上，美国最近多少年来，由于大企业图利之心太切，对于社会公益已经不太关心。于是，以企业界为代表的社会力和政治力的结合，造成了政治力相对僵化的状况，即使换了政党，也很难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因此，盛衰兴亡即使在民主政治之下也会发生，只是它的周期可能会拉得长一点。就比如说美国，从开国到今天，也有二百多年了，今天衰象已现，我们只盼望在如今这个开放的社会里，可以出现新的社会力，以制衡金钱和政府权力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