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是西汉王朝贵族的复辟，可是有一些相当重要的改变。这个王朝的核心地区和西汉王朝的核心地区，基本上是一样的。精耕细作的农业制度，经过西汉的发展，构成中国经济的基本形态。这种经济制度，最重要的资源是劳动力，以此来调动资源和增加农产品附加值，这种制度建立在完善的道路系统上。灵活的市场交换，施行察举制度的文官系统，在东汉发挥了更灵活的讯息回馈作用。

汉代的地方层次，因此有相当大的自治空间。可相对而言，这并不是民主制度意义上的自治，必然造成地方势力集团的膨胀。汉代地方的巨室大族，就是这种地方势力集团，可能延续好几代。于是，本来可以有助于中央地方平衡的机制，却转变为地方力量的坐大。再加上中央为了强化对地方的控制，在郡的上面添上了一层监督郡县的“州部”，可是“州部”权力的制度化，反而使每一个州有足够的资源和力量分割中央的权力。发展到后来，十三个州就不再是代表中央来控制地方，而是挟制地方，挑战中央。

东汉的外患也是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留在草原的南匈奴，本来和汉朝相当友好，可是在西部又出现新的力量。在河西走廊一带一直到青海大草原，出现了一些不太大的部落，当时称为羌人，他们正好扼住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对汉朝的国际贸易及汉朝与西域的交通都形成威胁。这一批人数不多的羌人，并没有很严密的组织，却为汉朝增加了不少困扰。

可能由于气候改变的关系，草原上的民族（包括匈奴）慢慢地向南移动；核心地区的汉人，也许因为人口增加，也许因为南方土地肥沃，也慢慢向南移动。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当时中国东方和中南部出现长期的瘟疫，究竟是什么疾病现在已经不清楚，至少可以判断的是天花和某种从中亚传入的不知名的疾病，除此之外还有多种疾病共同作用。这些疾病在气候比较温和与潮湿的地区蔓延很广，维持很长时间，造成人口的大量变动，少数民族地区最受影响。在东部和中部的汉人地区，可能因为死亡的威胁，人们都想逃避，于是侵入今天湖南、江西直到广东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地，造成许多纠纷。汉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武装力量，一方面企图制伏羌人，另一方面也想打开南方。帝国的资源，因为这两项持续很久的战事，也颇为紧张。

前面说过，十三州部的逐渐独立，使中央能够运用的资源相对减少，以至于西面和南面本来规模不大的战争，却使得中央政府疲于奔命。两汉对比，制度上一点小改变，就可以使得帝国承受压力的能力有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