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帝国，尤其唐代，一般都被认为是中国正统的朝代，其实也有胡汉双轨制背景。唐代的府兵制②并不是全面征兵，而是将北魏军人集团按家户分散在各地，他们拥有土地，也有农奴，是由民间维持的军人世家，他们基本上都是胡人集团的后代。唐代府兵制和均田制有相当大的关系，这可以在今天的新疆地区找到其存在的证据，但在广义的南方，我们至今还没找到同样的痕迹。

唐代开疆辟土，北方和西方的胡人称唐太宗为“天可汗”③。因此，唐代的政权包括两个部分，除了汉人之外，还有广大的胡人族群，从今天的东北延伸到今天的中亚，在他们的心目中，李家皇帝是“天可汗”，也就是说，李家其实也是胡人，才能统治胡人地区。唐代的军人有很多是外邦人，高仙芝是朝鲜人，安禄山是东北的杂胡。“安史之乱”以后，叛军的首领几乎都是有胡人背景的。政府自己的将领们也有不少根本就是胡人，如李光弼、仆固怀恩，甚至于郭子仪的朔方兵①里也有很多回鹘人，他们的后勤补给（尤其马匹的供应）靠的是回鹘人。“安史之乱”后一直到唐末，今天的华北一直到东北这一带，不听中央号令也不读孔孟之书，基本上是一个胡化地区。

但另一方面，本来以北方为基础的隋唐政权统一了南方。他们是以汉人身份统一中国的，对南方的士大夫非常优礼，对南方保留的中国文化也十分尊敬。所以，唐代政府的文人官僚有很大比例是南方的世族，而科举取士也以南方为多。南北佛教的统一，实际上也是以南方为主轴；同样的情形见于南北道教的统一，南方的道教传统也是占了上风—这广义的南方包括今天的中南半岛和西南中国。在音乐、工艺和医药上，都是南方成分占了强势地位。

这种南北文化的双轨制，使得唐朝的治理呈现出文武分途的局面—唐代的节度使基本上是直接听命于皇帝，并不很受政府的节制；而中央政府的官僚，不是北方汉人就是南方人士，他们对于中央讯息的回馈，反映的是文治地区的百姓生活，往往不能够反映胡化军人地区的实况。“渔阳鼙鼓动地来”①，而中央并不很清楚北方已经起了乱事，这个责任不能完全怪罪于杨国忠蒙蔽圣听，当时的朝士们其实也不是特别清楚北方已经离心离德。大乱之时，战争几乎都在中原发生，南方相对而言是安定的，“安史之乱”几可说将一个中国分成两半。

唐代的官僚系统和汉代不太一样，汉代的察举是全国性的，唐代选士却是由各地的士人群集首都，再由中央政府选出一些贤才。这一批文官，往往集中在一些官僚派系的大家族，或者是他们垂青的才子，他们并不具有全国的代表性，不能带来各地的讯息，而各地也没有人替中央作倡导和解释政府政策。唐初情形还好，“安史之乱”以后，地方当局有权力自己以中央的名义委任官员，甚至于以中央官员的名称留在当地。例如，杜甫是经过四川的地方长官委任为中央工部员外郎②的，但他根本没有在中央担任职务，只是在四川听差遣而已。这样的官僚集团，实际上也没有办法真正按照唐初设计的中央体制执行政令。相对来说，唐代地方政权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很多事情不用请示中央，就在当地自己决定了。他们也有权力调动当地的资源，做一些地方的建设，不必获得中央的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