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现代性包括：城市化、贵族的消失和经济生产方式的改变。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宋代中国看做列国体制中的一个国家，而不再是天下国家，甚至于后来接上去的明清也不是和汉唐一样的天下国家了。这些改变，使宋以后的中国呈现另一个形态，但究竟这形态是不是可以和欧洲近代史上的特色完全等同看待，却还是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

在宋代中国的外围，有辽金元，有吐蕃、南诏、西夏、高丽，还有南方许多小国家和海外的日本，这许多政治共同体并不归属于一个大的天下系统，宋代皇帝并不是天子，也不是“天可汗”。在列国环伺之中生活，宋代中国必须尊重一定的国际关系以及规律。当然，中国人自己以为是天下的共主，那也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幻想而已。反而，中国必须不断地向辽人、金人进贡，甚至于也必须向疆域很小的西夏年年送上丝帛。

宋代的经济却是十分地发达。东方和南方的海外贸易为宋人赚取无数的财富，甚至于中国和北方的西夏、辽国之间，也有转口贸易的利润—将南方海外的香料转运给北方，让它们再进一步转运到欧洲。海外贸易的兴盛刺激了中国的内部生产，宋代的冶铁数量在当时整个世界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其他如制造瓷器、丝绸、茶叶、酒类以及各种工艺品，数量之大、种类之多也是惊人的。也因为这些缘故，宋代面对强大的北方敌国可以用金钱和丝帛换取和平。而在完全失去北方以后，偏安在南边的南宋，地方小了，人口少了，生活条件居然比过去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