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特特

一

我所知的第一个远方是泰安。

那是我的祖籍，写在户口本上，被爸爸挂在嘴边，从爷爷的乡音里可以听出——爷爷洗脚时总让我给他端板凳，他总说：“去拿小板儿。”

其实，别说我，连我的爸爸都没在泰安生活过。上世纪四十年代，爷爷的妻、子，在山东一场大灾中挣扎去世，爷爷万念俱灰来到安徽，想换个环境重新生活，这一换就是七十年。

爷爷的工作和电话有关，需要爬高高的电线杆。二十九岁时，他从爬电线杆的梯子上掉了下来，冰天雪地，摔昏了，又被冻，一口牙就此没了，所幸捡了一条命。

爷爷在一个有很多电线杆的地方，遇到了奶奶，后来有了我爸和两个叔叔。这桩跨省婚姻无疑是成功的，饮食习惯兼容——早晚吃面，中午吃米，有极强的归祖感——我爸始终坚信，他是山东人，并把这一观点言传身教给我。

十一岁，我第一次踏上泰安的土地。

记忆有些模糊，成年后，我只记得那一次坐了十几个小时的车，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平原变成山丘。入夜，我把头放在爸爸的腿上，在火车硬座上蜷成一个“S”形。座位挨着厕所，一阵阵风吹来一股股味儿，车逢站必停，我睡着后，摇摇摆摆、恍恍惚惚间总听到有人上车下车。

天大亮，窗外，山接着山，压迫视线。

两排座位都是我的家人，其中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去泰安。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奔丧，我爷爷的母亲、我喊“太太”的，去世了。消息传到合肥，再分头下放，传到我家，我爸还在厂里上班，正在放暑假的我跑到爸爸办公室，推开门，上气不接下气，“太太死了……爷爷说，我们要马上回山东。”

我用了“回”字，可见心里也是把山东、泰安当家的。

在这之后的十几年，尤其我能独立填写各种表格时，也习惯把籍贯填成那儿。每每写下“山东泰安”这四个字，我就觉得骄傲，骄傲自己和身边那些土生土长操安徽合肥口音的同学不同，我属于一个他们完全不知道的远方。我还总用爸爸告诉我的词儿形容自己和合肥的关系，“客居”。“客居”是临时状态，随时都会走，只这一点，我和那些除了三孝口、四牌楼、大东门、大西门，没有别的地理谈资的人比，就多了些神秘和浪漫。

那一次，“太太”的追悼仪式和丧事并没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暑假归来，我成了班里最红的人。

语文课，我几乎做了《雨中登泰山》的主讲，我提起泰山的险峻，十八盘“坡连坡、弯连弯”；描述着泰山的高，“顶上能抓到云，山上山下差十几度，夏天，我们还披着租来的军大衣”……

我的结尾是：“泰山厉害吧，我家的祖坟就在泰山上。”

此后，泰安之行被分成块儿、搓成末儿，分化、消解在我的社交性谈话中。

我总是眉飞色舞，指手画脚，告诉小伙伴：岱庙的肃穆、纯铜制作的亭子；泰安亲戚喝大米粥顺着碗边吸溜的姿势、煎饼卷大葱的经典菜式；我还把回程时在火车站买的贝壳项链挂在脖子上很久很久，甚至要用紧扣的衬衫领子遮挡……

它们都是我的炫耀物、展示品，包括只是符号意义的祖籍。

这个符号的意义，许多年后，我才能精确解释：如《倚天屠龙记》中小昭的传奇有一部分来自“波斯”这个地名，对于我，祖籍、远方，是一个希望与众不同、生活又乏善可陈的少年给自己的“我不一样”的心理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