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纪》从形式上说是史诗，有动作，有英雄，但从性质上说，它同荷马史诗很不一样。有人称它为“废墟文学”（Trümmerliteratur）和“建设文学”（Bauliteratur），指出它与荷马史诗不同的一个方面，它不是歌颂英雄行为和流浪冒险的。有人称之为“遵命文学”（command performance），它确实是配合屋大维提倡斯多噶道德和复兴宗教的政策的，因为恢复宗教信仰，信奉罗马神祇，可以钳制思想，而歌颂罗马创业的艰难和今天的强大，也可以鼓励“爱国主义”。燕卜荪说：“蒲伯（Pope）说，甚至《埃纪》也是‘政治吹嘘’（political puff）；甚至诗中朦胧如梦的、无所针对的、普遍存在的忧郁也是故意制造的，来支持奥古士都。”为什么要写得忧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艾仑·波（Poe）曾证明，忧郁是最富于诗意的情调。”［也就是说维吉尔的史诗完完全全是为政策服务的，连其中的情调，即使不是假的，也是一种手法。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史诗是为政策服务的，但情调完全是诗人独有的，这只要比较一下当时一些同样歌颂屋大维的诗歌就会明白，甚至可以说对屋大维是有所批判的，这点下面还要谈到。

艾略特认为这首史诗是“古典作品”的标本，因为它有两个特点：历史感和思想的成熟。更多的文学史家和评论家都同意《埃纪》是一首民族史诗，罗马事实上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与希腊城邦的分散局面不同，罗马人有一个大一统的感觉。主人公也和希腊史诗中的英雄不同，“英雄”的概念改变了，希腊史诗的英雄一切行动都出自个人打算，阿奇琉斯因个人恩怨而决定参战或不参战，奥德修斯历尽艰险，表现的是个人才智，回家的目的是达成个人的家庭团聚；而埃涅阿斯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建立一个新民族、新国家，个人幸福（愿意死在故国、屡屡不愿前进、狄多的插曲）必须经过斗争而牺牲掉，他不是个人英雄而是民族英雄、领袖、组织者和民族象征。他象征屋大维所提倡的道德，有些行动甚至是以屋大维的行动为蓝本的，例如他身上体现的虔敬（pietas），一是敬神，服从神意，一是对人群（家族、民族）的责任感，由此衍生出他经历的千难万险和种种流血牺牲的动作。因而他不象希腊史诗英雄那样有个性，相反他必须泯灭个性，他可以说是一个不是英雄的英雄，即与以往英雄有所不同的英雄。他是神的工具，神的意志的执行者，个人意志必须服从神也就是命运的意志。《埃纪》中的这种使命感是希腊史诗或希腊化时期的史诗所没有的，而成为维吉尔以后欧洲史诗的基本内容，所以说维吉尔在欧洲文学发展中占一个中心的、关键的地位。

但《埃纪》和荷马史诗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情调，它充满疑虑不安、悲天悯人以至忧郁，使他成为一个如前面提到的“万事都堪落泪”的诗人，而荷马史诗则是乐观、勇武、率直以至凶狠。这原因也许就是艾略特所说的“思想的成熟”吧。正因为他多思，所以他才多愁，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在思想感情的深度方面超出所有他同时代的诗人。贺拉斯的社会讽刺诗，普洛佩尔修斯、提布鲁斯、奥维德的爱情诗，相形之下就显得十分浅露。丁尼生（Tennyson）的《致维吉尔》一诗有两行说得很好：“人类不可知的命运使你悲哀，在你悲哀之中有着庄严。”点出了他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