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文学我们应当知道，对古代优秀遗产，我们也同样应当知道，可能还需要先知道。

这部史诗，我早年曾把其中第六卷用新诗翻译过一次，原稿早已遗失。北京师范大学陈惇同志却抄录了一份，慷慨地把他的抄录本送给了我。我看了，对译文很不满意。在我没有看到这早年译稿以前，我也考虑过是用诗体还是用散文翻译。考虑的结果是，如用诗体，旧体非我能力所及，旧体诗格律最切近的只有七古，一句七个字，七个音节，压不住拉丁文的六步诗行（hexameter），每行十几个音节，全诗一万行七言诗将十分单调；其次，我国古诗都是押韵的，六步诗行是无韵的。用新诗译，也有问题，新诗的格律没有定型，自己创造，又非我力所能及，不仅从拉丁文译成汉文有这问题，译成英文也有问题。德莱顿生活在古典主义时期，诗歌有定式，到了20世纪就成了问题，50年代诗人刘易斯（C. Day Lewis）译《埃纪》（1952）发现现代英诗也没有一个现成的、适合于这种“文人的”、“人工的”史诗的诗式。刘易斯翻译是为了广播，于是他创造一个适用于朗诵的诗式，每行六个重音，每行至少十二个音节，多到十七个音节。他注意速度，以期能吸引住听众的注意力和兴趣，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当然问题还是有的。罗马本土的诗歌，所谓“萨图尔纽斯”体（numerus Saturnius）是以轻音重音为标志的，后来在希腊诗歌的影响下，又增加了长音短音（所谓“音量”）的因素。希腊诗最常用的“音步”是一长两短（dactyl，—VV）和两长（spondee，——），无所谓轻音重音。维吉尔的诗式就是在拉丁诗轻重音的结构上又加上长短音的结构，这就使他的诗行错综复杂，有时两套结构吻合，有时又矛盾，因而产生千变万化的美的效果。加以拉丁语中多音节的词特别多，英语中单音节的词比较多，因此原诗的复杂的节奏总之是无法传达的。因此刘易斯建议如果不能找到一个与原诗对等的诗式，何妨用散文翻译，至少可以译出故事来。但是这样一来，原诗的凝重、庄严、蕴藉、朦胧的诗意，简炼而丰富的语言，当然就都看不见了。

由于上述考虑，加上目前我们还没有这部史诗的完整译本，大学文学系科和社会上又有此需要，不揣谫陋，先用散文把它译出来。即便用散文译，也不一定做得好，也还有一般翻译的困难。我的标准是译文力求忠实，尽力做到在默读或朗读时文字不要过于佶屈聱牙。但我对拉丁诗歌的感性认识有限，在判断时总要参照多种古今英译本，才能下笔，中文修养又不够，所以常常心手不能相应，很不理想。希望当代翻译家或后之来者能完成一部诗体译本，或更好的散文译本。

杨周翰

1983年2月12日

（旧历壬戌除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