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文学的核心是写人，写人性，那么《鼠疫》和《丁庄梦》正是展现了人性的深处，在生死关头的本能、爱、恨、欲望、善与恶的混杂。但是内容有很大的不同。相比之下，《鼠疫》中展现的人性是自然的，写人的求生欲与死神的搏斗，惊心动魄，撕肝裂肺；写被隔离在疫区的人的“放逐”感，千方百计要逃出去的欲望、痛苦和绝望。最后或陷于麻木，或是在集体互助中找到寄托和力量；还有对宗教的置疑，人生哲理的探讨，等等。作者在后记中亮明身份就是自始至终坚持在疫区救助病人的医生。他不是出于“英雄主义”而是出于“诚实”，也就是忠于职守，非这么做不可。把他与灾难中的市民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超越于痛苦之上的力量和无辜”。一场灾难过去了，下一场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来，但是他从生死搏斗中见证了“人性中可钦佩的多于可鄙视的”，这促使他下决心把这故事写下来。这是20世纪40年代欧洲的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群。这本书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丁庄梦》写的特定时代和人群是21世纪初的中国农民。作者对他所熟悉的中国农民及其一切弱点有刻骨铭心的了解和同情，哀其不幸之情跃于纸上；而面对强大的外部环境，连“怒其不争”都很难表达，也许只能以“无可奈何”来概括。禁不住联想起鲁迅时代的农民，又找来萧红的《生死场》一读。令人无限感慨的是，经过了几个“朝代”，中国大地发生过“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中国农民那种“精神奴役的创伤”却如此相似，如此顽强地代代相传。“谁实为之？孰令致之？”作者在本书后记中说他写完此书，泪如雨下，“人如被抽去了筋骨般软弱无力”，那种“被孤独和无望强烈压迫的无奈”，相信任何一个读罢全书的人都能体会作者的这种苦痛。因为这本书不是一般的“虚构文学”，是作者用“心”写成。所有这一切，法国人加缪不可能经历。我想到过去在另一个题目下写过，西方人不论如何同情和理解中国，总是有一种“隔”，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民族所承受的那种深重苦难。

刚刚从丁庄的噩梦中醒来，那情景历历在目。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到处是“崛起”、与国际接轨、“五百年未有之盛世”。放眼繁华都市，高楼大厦，金碧辉煌（其实不必大都市，丁庄所属的县城就已做到）。那大大小小的“丁庄”以及那些百姓呢，对某些人来说，最好不要冒出来煞风景，眼不见为净。这就足以解释这本书以及高耀洁老人的曲折、痛苦的遭遇。丁庄的苦难因某些人的“政绩”而产生，又因“政绩”而不得见天日。政绩！政绩！多少罪恶假汝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