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前一篇《“九一八”事变之前的独家“预警”》展示的《中央日报》报道，现在已可以知道，事变前国民党决策层确已知道日军会有军事行动。那么，国民党决策层是不是仅仅含蓄“预警”，而不制定任何有关方针，放任张学良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的?他们在开始在授意喉舌《中央日报》“预警”的同时，百分百也会形成一个如何应对日军军事行动的具体预先方针。而这样的一个方针，也明显会是可以约束到即将面临日军袭击的东北军的。若是约束不了东北军，成为一项“方针”则毫无意义了。

那么需讨论的关键问题则是，这个方针又究竟是什么?若是“不抵抗”方针，在九一八事变前是否已明确是国民党决策层的“国策”?

1931年9月21日，蒋介石的日记这样写到：

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

话绕了几道弯，“忍耐至相当程度”的意思，却仍然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另一种表达而已。

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演讲词》中的“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也仍是这个“不抵抗”的意思。

九一八事变的明确讯息让国人知晓的第五天（9月24日）之前，蒋介石给中国军队具体下令实施了“不抵抗”方针。纠缠于9月19日凌晨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与蒋介石无关的人们，常常略掉了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史实，他们更略掉这样一个事实：

张学良9月19日凌晨下令不抵抗，是出于日军只是寻衅、不能给日军更多口实的判断；而蒋介石19日到24日前的某一天下令不抵抗，已可以知道日军志在占领东北了。

1931年9月23日的《国民政府告全国国民书》很巧妙地用“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这一句表示了已下令军队“不抵抗”的事实。时任辽宁教育会副会长、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的王化一，写于1931年9月23日的日记，则是明确记载了这一天（或之前）有“不抵抗”的命令下达给张学良等：

到协和医院，负责诸人均在此，楚囚对泣，无相当办法。已请示南京，命令关外不准抵抗，静候交涉，大好河山，行将断送倭奴之手。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王化一是辽宁教育会副会长、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王化一担任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他是义勇军的发起人之一）

9月19日凌晨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蒋介石则是到9月22日明确下令“不抵抗”。

那么第一个“不抵抗”是张学良独立决断的，还是某个“不抵抗”方针的具体体现而已?换句话说就是，打着“忍耐”、“求公理之战胜”旗号的“不抵抗”方针，是不是九一八事变前已有的既定方针?

1931年9月27日《民国日报》有一篇报道《孔祥熙谈对日方针》——

1-10 《孔祥熙谈对日方针》

国民党决策层的成员孔祥熙在此次采访中，说“漏嘴”了这样一句关键的话：“中央对日方针与步骤，早已决定。一切应付办法，早有准备”。

这句话进入研究视野之后，很多问题随之迎刃而解了……

究竟何谓“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