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伟大的书

如何获得我们这种最深刻的需要呢？前芝加哥大学校长赫斯钦是一位以此著名的教育家。这位雄心勃勃的大学校长目睹了20世纪30年代，众多美国大学开设五花八门以适应社会需求的课程而气愤不已。他认为教育不应该去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而是要努力寻找一种永恒的价值观念。因此，从1929年起，他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推行名著教育计划。并在1952年，编著了《西方名著丛书》，收录了从荷马到弗洛伊德的443部经典著作，被誉为“人类心灵的一大成就”。赫斯钦固执地认为，大学课程之间，应当有一种基本观念的共同基础。学生应该学习那些具有永恒精神的西方伟大著作，它们代表了人类的理智精神，是人类的最高遗产。赫斯钦曾说：“一个从来没有读过西方世界里任何伟大的书的人怎能称得上是受过教育的呢？”

尽管收到了巨大的效果，但是在现代科技的高速压力下，永恒主义教育还是遭到了挫败。克拉克·克尔在1963年的名著《大学的功用》中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大学教育的这种“自以为是”，他极力倡导大学应该成为新科技的服务中心。但是，经过混乱的60年的洗刷，这种忽视人文精神的教育迅速暴露出了它的弊病。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鲁姆在轰动一时的著作《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大声地质疑当代美国学院中的各种流行思潮，他认为若要摆脱当代混乱的思想状态，必须回到源头，让学生重新阅读从苏格拉底到卢梭等人的著作，他们必须从中寻找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他带有明显的情感色彩写道：“在人们重温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著作时，他们将比其他任何时候生活得更加充实，更加美满，因为阅读经典将使人置身于无限蕴藏的本质之中。”

中国学者吴宓也同样坚信这一点，他在30年代的清华大学开设了一门课《文学与人生》。他对自己课程的目的是：不只是传授知识，而更是一种严肃的精神活动。他试图用他那些人类历史上的永恒的经典著作来滋润学生的心灵。他说：“在人生中，重要的不是行为，也不是结果，而是如此行为的男女的精神和态度。”他注重“作家对于人生和宇宙的整体观念，而非他对特定人、事的判断”。吴宓在当时的新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坚信“治学的目的在于自身精神的完善，好的学者不只是某个领域的专家，甚至不只是文史哲的通才，而是具备人生识见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