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华园有趣的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你们中谁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课表上‘唐诗校释’或‘佛经翻译文学’等科目的钟点，然后站在三院教室前的过道上等一等。上课铃响后，你们将 看见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着棉裤，足下蹬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走行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

这是1934年出版的《清华暑期周刊·教授印象记》的有关陈寅恪的一段趣味盎然的文字。此时的清华，有关教授的故事在校园内广为流传，在某种程度上，那些学问大家的自身性格魅力要比课程本身更加引人注目。这似乎也是当时大学获取巨大进步的一个侧面表现——校园传奇的流行证明了校园学术气氛的自由与师生发达的想象力。几十年后，这些当年老清华、老北大、老南开、老浙大的故事经过历史自然的洗涤后，散发出更令人神往的味道。我们惊异于原来大学是可以这么好玩，在校园里的师生原来可以如此特立独行地生活，师生之间除了上课之外，还可以在生活中进人广泛地交流。“富有想象力地传授知识”，这正是英国教育学家怀特海所认为大学教育的最大作用。

这位喜欢和他的学生罗素一起辩论的人，在《教育的目的》中写道：“大学存在的理由在于：它联合青年人和老年人共同对学问进行富有想象的研究，以保持知识和火热的生活之间的关系。大学传授知识，但它是富有想象力地传授知识……一所大学若做不到这一点，它就没有理由存在下去。充满活力的气氛产生于富有想象力的思考和知识的改造。”

此时的怀特海正在哈佛大学任教，而哈佛无疑正具有他所推崇的“想象力”。我们在李普曼的遭遇中深切地感知到。1908年正在哈佛读二年级的李普曼因为不断在校刊上发表出色的文章而受到注意。这年秋天的一个早晨，19岁的李普曼听到有人敲他的房门，他打开门发现一位银须白发的老人站在他面前。这是哈佛最著名的导师——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他非常欣赏李普曼在校刊上的文章，想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来祝贺这个前途远大的年轻人。这个被全体哈佛人敬仰的老人说道：“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写的关于温德尔的文章。”从此之后，大学二年级学生李普曼成了詹姆斯家里的固定客人。每周四上午11点，他和这对夫妇一起喝茶。他们趣味横生的谈话涉及政治、社会、伦理宗教等各个领域。和这样的智者谈话让李普曼获得了极大的鼓励与精神上的收益，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这（与詹姆斯的谈话）是我在哈佛的生活中最了不起的事情。”

傅斯年与罗家伦也有类似经验。1918年，胡适早因“文学革命的种种主张”名满天下，而在北大，他对中国哲学史的新解也赢得学生的尊重。傅斯年与罗家伦是胡适家中的常客，他们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刚开始时，由于不熟悉，两个学生还“客客气气地向胡教授请教”，到后来，隔阂感消除，师生之间的讨论就变成所谓“最肆无忌惮”的了。这段经历给当时的傅斯年等人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后来他们创办《新潮》杂志也是受此启发，他们和胡适保持了终生的友谊。而傅斯年在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始终保持着与学生之间的密切联系，常到学生宿舍聊天，而校长室更是开放的，学生随时可以去找他。这令人想起北大的马寅初校长，对学生讲话时最常用的自称是“兄弟”，这个著名的经济学家， 似乎从来都把自己与学生看作平等的交流对象，甚至可以一起喝酒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