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今天呢，研究越来越成为大学的中心任务，大学教育越来越像一个批发知识的场所，越来越缺乏趣味性与想象力。德国人布贝尔在看到战后世界的大学迅速向工厂化倾斜时，呼吁“教师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这样导致学生成为学习的奴隶，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才是教育的真谛。他在《关于教育的谈话》中认为，师生之间的平等交流自由接触，才是最优良的方式。他甚至重新定义教育为“通过某一人格选择世界，并在他身上产生作用的过程”。显然，教师成了选择世界的领路人。同为存在主义流派的雅斯贝尔斯也热烈地呼应着这种对话式的教育方式，“只有这种教育才能唤醒学生的内在潜力……而大学生总是潜心地寻找这种理想并时刻准备接受它，但是当他们从教师那里得不到任何有益的启示，他们便会感到理想的缥缈和希望的破灭以致无所适从”。在这些深刻地忧虑着人被社会与技术异化的哲学家那里，热情、思想自由的教师成了拯救年幼心灵，并把他带入健康状态的最佳人选。

对于知识经济的欢呼，正如丹尼尔·贝尔所预言的，大学成为社会经济的轴心，大学的研究机抅被上升到绝对统治地位，因为它需要不断提供社会需求的新技术发明。于是，在这个世纪末，我们发现不管从东方还是到西方，以技术研究见长的理工科大学逐渐替代以人文价值传递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斯坦福、MIT、英国皇家工艺学院在英美的跃升、牛津大学的衰落正是其结果。而世界大学的发展趋势似乎也正在越来越严重地忽略“教育”本身的意义，我们的大学过多地为经济而服务，而忽视了教育的主题。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中认为，传授知识而不是发展知识，是大学的核心任务。他甚至夸张地说：“大学如果是为了研究而存在，我真不明白，要这些学生干什么？”尽管纽曼的理念似乎已被现实冲击得有点可笑，但是，他对于教育本身的要求无疑是正确的，他也同样推崇于牛津、剑桥的学院制度，年迈睿智的教授与青年学子共聚一堂的切磋学识。20世纪中上叶的哈佛校长罗威尔也是这种“想象力的教育”观念的支持者，如同埃利奥特的选课制一样，他从英国引进的“院屋制”也是哈佛历史上最具创造性的举措。当时的哈佛在河畔建立了七个乔治亚式的院屋，每个院屋规定分给350至400个二至四年级的学生居住。院屋中虽然没有正式的教学，但却是一个不拘形式老幼谈天说地的好地方。在每个院屋内的建筑都极其精致雅观，罗威尔认为，这种方式可以构造一种无形的心智上与文化上的交流。

显然，“想象力”正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学里面遗失，大学面临着这样的危险——要么被“研究制度”所摧毁，要么就是被网络革命所摧毁。当然，在那些传统依旧强烈的大学，尤其是著名的大学内，正在进行着一场保持这种“想象力”的斗争， 乐观派与悲观派都在为自己呐喊。

“30年后，现在的大学校园将沦为一片废墟……”美国资深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在1997年的《福布斯》杂志上耸人听闻地写道。这位知识社会的最先倡导者之一，把大学视为未来网络空间中的一个庞大、笨重而且不合时宜的中世纪产物，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角色。而未来，通信科技将扮演大学曾经的角色。

他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认为，人类社会在这一千年内经过了三次革命性的变化。第一次发生在13世纪，当时欧洲的城市开始兴起，哥特式建筑成为城市的标志，教会成为文化的载体，亚里士多德成为智慧的源泉。也在此时，城市大学开始产生，意大利的波多大学和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为其中的先驱。此时的大学主要教授神学，为教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