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一位吹小号的，把自己的塑料口袋挂到一根柱子上后，他就开始走到众人面前演奏。令我惊讶的是，这位乐手很快就承认自己一几乎不会吹号，二也根本不愿意吹，而是更愿乞讨。他只吹了几小节就开始拿着一个纸杯挨桌向喝咖啡的人要钱。让我感到诧异的是，尽管吹号者演技乏善可陈，人们却仍旧很慷慨地给了他钱。我总有一种没有表述出来的愿望，想向人们揭示现实的普遍空虚性。然而我马上就发现，其他人早就知道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有多么微不足道。接下来我就琢磨，其他人是故意对自己的真知灼见秘而不宣呢，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让他们不愿涉及这类话题呢?最后浮现的问题就是：我们大家怎么可能对社会的贫困现象这么心安理得、熟视无睹，用一些小小的施舍就能保持良心的平静呢?至于我自己，虽然内心深处对吹号者完全持否定态度，也还是往他的纸杯里扔了一枚50欧分的硬币。他在我面前匆匆鞠了个躬表示感谢。稍后生活的特性就让我不得不选择了缄默不言。现在我能听到的就剩下了我那无法安宁的心灵的悲叹。我的心灵愿意经历些符合其柔弱特性的东西，而不是不断地遭遇现实强加给我的不可逆转的事情。我安慰自己的心灵，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可用来作补偿的经历。但现实是吝啬的，它拒绝了我内心的渴望。那位吹小号的走到他的塑料袋旁，把小号塞了进去，然后向附近的一个小卖部走去。在那儿他把纸杯里的钱倒入左手，然后用这些钱买了一小瓶科涅斯白兰地。对这种乞讨结果我的心灵又奋起反抗，但是毫无结果。差不多有一分钟我的心灵完全承受不了了。出于偶然，我一低头看见了水泥地上有几只带翅膀的蚂蚁在爬来爬去。尽管长着翅膀它们却不能飞，也许是翅膀太长，或者对蚂蚁的细小身躯来说翅膀太沉重了。看到它们我的心灵得到了安慰。看看这些小生物吧，我对自己说，它们不吹号，它们不乞讨，它们甚至连小卖部的白兰地都不喝。它们拖着没用的翅膀在这里爬，却一点儿怨言都没有!

我要埋单，然后回家。反正我几乎不能忍受这么多人从我的身边走过、离开或是坐到我身旁来。女服务员把一张弄湿了的收款凭据压到我的咖啡杯下，我端起杯子，收款凭据却粘在了杯子底部。这时我看见一个可怜的疯女人出现了，我在这一带经常看到她。她先是来来回回地走了一阵。她身上穿的衣服破破烂烂，头发打了绺，大概常露宿街头。从她那僵硬的走路姿势就能看出她神经严重错乱。她在那儿神神叨叨地走来走去时离我很近，我喜欢观察她。来回走了六七趟之后，这个女人突然向后转过身，举着拳头威胁周围的人并开始咒骂。她的嗓音深沉、充满压力，骂得已经不是连贯的话语，只能算是一些喊出的含糊不清的音节。几个月以前这个女人还能喊出让人听得懂的词句。我回忆起，她曾恐吓所有的儿科医生，说人们不久就会用电锯把他们肢解了，一个接一个地肢解，这座城市的所有儿科医生一个都跑不掉。一个个体的癫狂具有某种令其他人兴奋的作用，妙不可言。许多喝咖啡的人观察着这个精神错乱的女人，因为他们自己的内心深处也问题多多。这个女人的疯狂闯入了那些麻木不仁的人的体内，驱逐了他们的冷漠。这个疯女人甚至连我都改变了，我没有想到自己的疲惫感会突然这么快就不翼而飞了。我付了卡布奇诺的账，从桌子底下拉出塑料袋，然后离开了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