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莎士比亚产生重要文学影响的力量只来自三个方面：马洛、乔叟和英语圣经。马洛整个被莎士比亚吞噬了，就像小虾被鲸鱼吞噬了一样，不过马洛余味隽永，莎士比亚不得不因此对他含讥带讽，含沙射影。我们可以推测，对莎士比亚来说，马洛是一种警示：不能沿着此路走下去。乔叟在人物表现方面是莎士比亚的学习榜样，并使莎士比亚最终在这方面独具原创性。英语圣经对莎士比亚的影响则有些模糊，在规范后世英语作家的修辞风格及观点方面，莎士比亚是唯一可以与圣经抗衡的作家。莎士比亚对日内瓦派和主教派圣经的征引，对公祷文圣经部分的征引，其侧重点不是在信仰而是在诗。从莎士比亚那里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甚至比我们通常认识到的还要多。他不断地教导着我们，为我们讲述各种真理，其中一个真理就是，信仰是对文学的一种经不起推敲的误解，一如诗歌依赖于对先前强力诗歌的强烈误解或创造性误解一样。

在重读或把玩莎士比亚的戏剧时，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我们一点也感受不到困难，这远非矛盾的说法，因为我们碰到的这种诗歌力量甚至超过了耶和华文献作者、荷马、但丁和乔叟。我们无法理解他的原创性，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已经成为偶然性或事实性之原创性的原创性。记得在一次关于莎士比亚的学术讨论会上我曾指出，不但我们所习惯的表现人物的语言模式来自莎士比亚，我们通过写作、阅读来表现我们认识活动的那些所谓现代方式也大都来自莎士比亚。当时一位学者就反对我说，我把莎士比亚误当作了上帝。说莎士比亚在上帝之后创造了大多数事物，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所习焉不察的先前文学表现中的大多数东西首先来自J作者和他的修正者，来自荷马，其次而且更主要的则来自莎士比亚。

由莎士比亚创作中最重要的独特要素我们想到了乔叟。已故的E. 塔尔博特?唐纳森曾撰有《井中天鹅：阅读乔叟的莎士比亚》，可以说，这是一部研究乔叟对莎士比亚的影响的颠峰之作。在结尾部分，唐纳森比较了两个伟大的喜剧性的活力论者，巴斯妇和福斯塔夫。我个人更关心那较为压抑的影响部分。不是马洛，也不是英语圣经，而是乔叟给了莎士比亚以关键性的暗示：通过表现人物对自身言辞的玩味、并借助这种玩味改变自身的方式来表现变化。在这方面，乔叟是莎士比亚的主要先驱；通过学习乔叟，莎士比亚的原创性走向了顶峰。我们现在觉得，这种表现方式司空见惯，浑如闲事，但无论是在荷马那里还是在圣经那里，无论是在欧里庇得斯那里还是在但丁那里，我们都见不到这种方式。黑格尔注意到了莎士比亚这种原创性的形式意义，他在身后出版的演讲稿《美学》中说：

莎士比亚在无限广阔的世界舞台上对丑恶和荒谬接触得愈深远，以至于……他愈关注这些人物自身的局限。他赋予这些人物以智力和想象力，通过形象，使他们把自己当作一种艺术品，对自己进行客观的认识性的观照，也就是使他们自己成了自由的艺术家……

哈姆雷特、爱德蒙、伊阿古和福斯塔夫是四个迥然不同的人物形象，但仅仅作为自己的自由艺术家，他们彼此联系在一起，他们能够凭借各自的力量将自身作为艺术品进行客观的观照。这种观照具有独特的效果，它激活了伟大艺术之最难以自持的品质，那是一种造成人的变化、又表现这种变化的能力。在莎士比亚看来，将乔叟的一些人物形象特别是赦罪僧和巴斯妇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就是这种自我观照和相应的变形。在摹仿之路上，赦罪僧和巴斯妇携手并进，并引出了爱德蒙和福斯塔夫。他们对他人、对自己所说的一切，部分是对他们之已然的反映，但部分也是对他们之将然的催生。更巧妙的是，乔叟通过赦罪僧和巴斯妇所选择的讲述故事的语言效果来暗示他们的必然转变。言说生成言说，但在荷马、圣经和但丁那里，我们没有看到各色人等通过其语言、不同风格的措辞及语调所造成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