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四：拿着文件规定当作为，相关部门为何心明眼瞎？关于减负的问题，教育部二十多年连续下发了三十多个文件依然未能“减”下来，许多教育主管部门对补课与乱收费的现象往往是或一罚了之，或避重就轻，或干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放任自流，甚至就连教育厅门前的学校补课也没有人查没有人问，这难道不是“补课之风仍然强劲，学生负担愈减愈重”的根源所在吗？可中国的教育管理特色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不告官不究”，如此“心明眼瞎”的管理特色，何以能杜绝“鼠儿在猫须子底下玩把戏”的闹剧与丑闻不断上演？

现象五：校长队伍乱象丛生，领跑教育者啥德行？在这个“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的口号喊得震天动地的时代里，笔者不敢说所有的校长都是庸庸碌碌之辈，但放眼中国的基础教育，笔者敢问：有几个校长是具有学者风度、专家水准、大家风范的？有几个校长是真正有品行有学识且一心一意想把教育办好的人？校长的任命有几个不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通过请客送礼、现金交易获得校长宝座的？他们除了会场、酒场、关系场，平常都在忙些什么？他们除了追求个人权力和利益，还有更高远的追求吗？更为可笑的是，有些校长把自己看作学校的权威、权贵的象征，甚至把学生能和自己“共进晚餐”作为对学生天大的恩赐——无怪乎不少教师已经沦陷了师德，出现拉关系、搞斗争的龌龊；无怪乎现今学生“拼爹”成风、以“官”为荣，教育事业由这些“死不要脸”的人来统领，岂能不蝇营狗苟、污浊不堪？

现象六：把学生当道具，中国人的“奴性”咋炼成？为了应付上级领导的卫生大检查，学校赶紧发动全校师生大扫除；为迎接某一级重点中学验收，要求学生捐出几本书给学校图书馆以充数；为对付减负工作领导小组的督查，教务处立马将六天的日程表改成五天的，并责令班主任要求学生用统一的口径回答督查组的提问；为取悦台上领导，教学生三番五次练习鼓掌，哪怕学生一百个不情愿，哪怕手掌鼓得又红又疼也在所不惜。如此这般下来，奴性因子岂能不深深植根于学生年幼的心中，岂能不从小就练就一身屈己阿人、奉承拍马的本领？按照鲁迅先生的逻辑，这种做戏又与俄国的“虚无党”大不同，人家的是“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是——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这样的教育与陶行知先生倡导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教育观相距何啻霄壤！

一方面是“死要面子”的虚华与浮躁，一方面是“死不要脸”的无畏和无耻。这样的教育哪里还有灵魂和真谛？又如何能够撑起中国的明天和未来？

（李吉明，致力于教育发展研究，著有长篇小说《教误》等。）